人口学泰斗、91岁的广州人邬沧萍接受记者专访。

观点：放开单独二胎将使人口自然增长率增至6%~7%

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第一个人口学系、第一份人口学学术期刊、第一个国际人口学培训机构。作为中国人口学与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已91岁高龄的学者邬沧萍见证了新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历程。1979年，他向国务院写了第一份人口研究报告，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十年前，他就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座谈会上提醒，“一胎政策”是一代人的政策，2010年后可以适度放开生育二胎；2013年，中央决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邬沧萍告诉本报记者，“时机已到，应该有计划放松计划生育了”。

近日，邬沧萍在北京的住所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年逾九十，邬沧萍依旧精力旺盛，他上午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午休后与出版人员会面商讨出新书事宜，紧接着又接受了记者采访。计划生育那些事，他都经历过，研究过，时至今日，依旧在关注，仍然想推动。听他娓娓道来，中国人口为世界之最，其生有序，则万物兼济；其老有安，则天下太平。文/图本报记者练情情 实习生李圣南

1949年~1978年

第一次人口普查多出两亿人

“1949～1953 年这一阶段，政府对生育及人口增长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并出台了限制避孕和妇女流产的政策，鼓励人们生育。1953年，卫生部还一度通知海关禁止进口避孕药和用具。1954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出炉，人口数远高于预期，从中央领导到学术界都提出一些节制生育的观点。但是“大跃进”及随后的大饥荒，再次改变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方向。”

记者：邬老师，您在香港做过公务员，在美国读MBA，解放后毅然学成归国。您当时是怎样与人口学结缘的？

邬沧萍：我是广州人，原来在广州岭南大学念经济学，在纽约大学读MBA，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统计学，拿了PHD，也是研究经济的。我在研究北京国民经济收入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发现中国跟外国差别太大了。当时全世界也刚开始研究GDP，中国那时还没人算过这个。我和在美留学生一起参加讨论会，研究中国跟世界的人均国民收入比较，发现中国跟美国整整差了70倍。中国近代经济最好的年份是1936年，那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才36美元，仅够在美国修一个学分的钱。当时我就已经意识到，人口太多，资源匮乏，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回国没多久，我就见证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问题大讨论。1954年，我参加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当时大家估计中国人口只有4亿，结果查出来有6亿，已经是世界第一了。那时候一个妇女平均生五六个孩子。当时中国还在模仿苏联。苏联一贯主张，越是发达国家，越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搞得好，那人口也应该增加，所以当时没有采取控制人口的措施。但很多社会学、人口学的知识分子都提出要控制人口，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比如李景汉、吴景超、陈达、费孝通、潘光旦等。北大校长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系统阐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一些国家领导人也表示同意控制人口增长。但遗憾的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终结了正常的学术讨论，人口问题成了学术“禁区”，谁也不敢再碰这条“高压线”。

这样，人口就快速膨胀。以前是生得多，死得多，后来呢？生得多，死得少，平均主义，个个都有饭吃。问题很严重，一个人生六七个，第二代、第三代也这么生，就不得了啦。到80年代，生出了3亿人，都是年轻的新人口。有些人还是生育的主力，3亿妇女，一人生两个，就是6亿，一人生3个就是9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