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少了 形象差了——

执法归来，车门把手被人吐了痰

虽然执法中冲突不断，但在武穆看来，真正的“暴力执法”却越来越少。

“一方面，执法人员的素质和管理在提升；另一方面，消极怠工的情绪越来越严重了。”武穆笑称过去一年中，自己的身体素质有了明显下降，因为每逢出车巡逻，他就和同事找个僻静地方休息，“我想开了，费力不讨好的事还是少干。”

与武穆想法相似的城管队员很多，而这种执法思维的转变，还要从李志强案说起。

2006年8月11日，北京市海淀区城管监察大队执法人员来到北京科贸电子商城北侧查抄时，发现商贩崔英杰无照经营，城管队员将其三轮车罚没。执法人员准备撤离现场时，崔英杰突然上前举刀猛刺海淀区城管监察大队海淀分队副队长李志强的颈部，当日18时，李志强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李志强的死，是北京城管成立8年来第一起因公殉职的案件，即便7年之后，仍然是许多老城管讨论的话题：“在此之前，很多城管执法的方式跟‘打砸抢’无异，但那之后，柔性执法这个说法就开始出现了。”

2008年11月，一名散发小广告的少年在城管追逐下，跳下筒子河身亡。这一事件再次引发公众对于城管的质疑。据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有部分城管选择消极应对，干脆不下车执法，“不执法自然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但如果不执法，一条大街一天时间没准就出现几千个小广告，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

不管是城管打人还是城管被打，在公众传播中的城管，几乎都是“负能量”围绕。尤其在延安城管双脚飞踩被执法者头部的视频上线后，城管的形象降到冰点。普通执法都会被围观群众指责，已经成为常态。

私底下，城管们讨论更多的，并非“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值不值”。武穆身边的朋友也常常劝他，工作时不要过于较真，得过且过就行，还有朋友专门给他传了湖北城管在执法时被村民用锄头砸死的视频：“事情就发生在今年3月，视频挺吓人的，让我们看来就是一次挺普通的执法，毫无征兆下就一锄头把人打死了。”

“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不该做，那个不该做，但很少有人能提出真正有用的建议。”虽然暴力执法越来越少，但城管队员的执法形象却每况愈下，几次执法归来，武穆都发现执法车的车门把手被人吐了痰，更有甚者，有人将装着不明液体的避孕套挂在执法车的反光镜上：“从来没有抓到过现行，但谁都明白，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取证多了 态度正了——

“甭管有事没事，相机都先拍着”

如果说2013年一系列城管事件给了城管什么正面影响的话，那么就是如今执法中，武穆的同事们更重视取证的重要性。

“许多城管事件如今都是靠照片或者视频曝光出来，这种形式就出现一个问题，很少有执法一开始的影像。所以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会打起来，没有前因，就只能得出城管凶狠的印象。”2013年6月，西城区展览路城管分队队员在动物园附近查抄无照商贩时发生争执，城管队员及保安遭到商贩谩骂殴打，执法过程视频公开后，舆论罕见地倒向城管执法一方，“说白了，就是大家看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很多问题就能够解释清楚。”

而就在展览路分队城管被打事件不久，一场发生在什刹海的执法争执，再次证明执法取证的重要性——一位父亲携带孩子“练摊”与执法者发生争执并各执一词，整个事件没有直接证据，让案情变得扑朔迷离：“以往执法，总是争执发生后才开始录像取证，这时候取证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这两件事发生后，大家执法都开始注意，甭管有事没事都先拍着，万一有了争执，谁是谁非都好解释。”

当然也有副作用——在旁观者看来，举着摄像机取证的城管队员，有时反而成了“荒谬”的存在——其他人都裹身争执中，却有一人穿着制服，置身事外：“这就是视角不同了，你既可以认为这是好的开端，也可以认为城管在推卸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