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讯 2010年对欧盟来说是一个危机年。年初爆发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不但给欧元及欧盟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也给欧洲一体化、欧盟社会发展及欧盟国际地位带来严重影响。欧盟2010年的内政外交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危机应对来展开的。

年初以来，欧盟即遭遇多重危机。

首先，主权债务危机阴云仍笼罩欧洲。2010年初，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并持续延烧，市场对希腊无力按期偿还到期债务的担心愈益严重，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多次下调希腊主权债务评级，希腊国债利率急速上升，希腊政府已经无力向市场筹措资金偿还到期债务。与此同时，受希腊债务危机影响，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财政赤字问题也开始受到市场更多的关注，这些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也遭到降级。欧元及欧元区陷入巨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尽管因国内民众反对不愿援助希腊，但在欧元区有可能解体的情况下，最终不得不同意参与援助希腊，但为有效监督希腊裁减赤字，坚持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IMF)。5月3日，欧盟和IMF与希腊政府达成协议，决定向希腊提供为期3年，总额110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资金，其中欧元区15国共同出资800亿欧元，IMF出资300亿欧元。鉴于欧元区形势岌岌可危，欧盟担心仅靠援助希腊不足以打消市场担心。为防止希腊债务危机蔓延，在艰难同意援助希腊后仅一周时间，也就是在5月10日，欧盟27国财长会议出乎意料地达成协议，同意建立一个“金融稳定机制”，适用于所有欧元区国家，资金总额为7500亿欧元，其中600亿欧元由欧盟以自身预算为担保从市场募集，4400亿欧元来自成员国的贷款担保，另外2500亿欧元由IMF出资。欧盟设立如此庞大的一个救助机制，目的是警告市场和投机者，欧盟已经做好准备迎接炒作。但事情的发展仍超出欧盟意外，9月底，随着爱尔兰财政赤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32%的消息得到证实，爱开始步希腊后尘，国债利率快速上升，超过爱政府的承受能力，不得不接受欧盟和IMF援助。11月28日，欧盟首次启动“稳定机制”，向爱尔兰提供规模达850亿欧元的金融援助，爱尔兰成为一年内欧元区第二个接受资金援助的国家。尽管如此，欧盟债务危机并未解除，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同样有着巨额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这些国家步希腊和爱尔兰后尘的可能性在增大而不是减少。

欧债危机根源在于欧元区经济发展失衡，南欧竞争力差，区内贸易长期赤字，债台高筑。欧元区成立以来，南、北部经济不但未趋同，反而持续分化。以希腊为代表的南欧国家，经济结构单一，高度依赖农业、旅游业，国家创新能力差，资金、人才外流严重。德、法等欧元区中心国家却具有较强的经济竞争力，拥有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柱性实体产业。经济分化导致南欧国家陷入“增长陷阱”，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外来投资和对北欧国家借债，缺乏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对风险缺乏“免疫力”。从最新经济数据看，德国经济在欧元区内一枝独秀，希腊等国经济则仍在衰退之中，法、意、西等国经济增长缓慢。债务危机将使欧元区内这种南北分化更为严重。欧元制度“先天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欧元区货币政策虽已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行使，但成员国仍牢牢掌握财政、工资和社会福利政策权。这给经济羸弱的南欧国家留下了实施赤字财政的漏洞。且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跨国监管机制，各国监管标准也存在较大差异，未能发出债务问题风险警告。欧元区根本大法《稳定与增长公约》虽对成员国财赤和外债有明确规定，但缺乏惩罚和退出机制，德、法2004年带头违约后，公约对成员国的约束进一步下降，基本上是形同虚设。

其次，债务危机给一体化发展带来严重冲击。欧盟债务危机既是经济危机，也是一次严重的一体化危机。一方面，一体化的重要标志和象征欧元至今仍未渡过难关，欧元区风险犹存。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在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后声称，欧盟已陷入“存亡危机”。另一方面，比欧元受损更严重的是，成员国民族主义情绪抬头，欧洲意识进一步弱化。这在德国表现最为明显。多年来德国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模范生和“出纳员”，但在债务危机刺激下，近来一直潜滋暗长的“疑欧”主义又有新的增长。多数民众反对政府出钱援助希腊，对欧元支持率急速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对欧盟援助希腊提出了严格的条件，并在谈判中坚持立场，不愿妥协，导致欧盟迟迟不能做出援助希腊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希腊债务危机。此后，为迎合民意，德政府还不与欧盟委员会及其他国家磋商，在禁止裸卖空等问题上做出了一系列单边决定。德国的“与众不同”和“格格不入”及由此导致的欧盟内部争吵，增加了成员国特别是德法两个主要国家之间的猜疑，降低了欧盟凝聚力。在民族主义抬头、欧洲意识弱化的情况下，成员国特别是德、法等大国更愿意彼此协商，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愿给予欧盟机构特别是欧盟委员会必要的权力和信任，由其出面协调解决问题。大国作用因而进一步凸显，主导性增强，欧盟委员会在危机应对中作用有限，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

第三，欧盟社会矛盾加剧，出现社会危机苗头。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压力下，欧盟成员国成员国纷纷出台大规模财政紧缩政策，大幅削减预算，首当其冲的福利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各国罢工和示威不断，而且常伴随激烈的街头斗争。法国抗议提高退休年龄的大罢工、英国抗议涨学费的抗议示威等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希腊等国。由削减福利支出导致的社会矛盾呈激化趋势。在这一背景下，移民问题开始突出。欧盟各国普遍开始收紧移民政策，对移民的限制也增多。英国制定了非欧洲国家移民的上限，通过加大英语考试的难度限制非欧移民。丹麦执政党考虑将削减移民最低工资。荷兰与英国通过法律，提高外国人与本国公民结婚移民的年龄限制等。7月，法国大规模驱逐“罗姆人”，引发欧盟内部关于移民问题的大讨论。欧洲社会整体右倾，反移民情绪高涨。德国联邦银行董事扎拉青撰写的《德国自取灭亡》一书引发德国内移民问题激辩，德国总理默克尔坦承德国实行多元文化的努力“彻底失败”。法国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伊斯兰罩袍。在这种气氛下，反移民的极右政策开始兴起，荷兰新自由党虽未进入内阁，但能左右少数联合政府移民政策。一向以宽容著称的瑞典极右政党民主党在9月议会选举后首次进入议会。随着欧洲反移民情绪上升，移民融入欧洲主流社会更为困难，对主流社会的敌意甚至仇视也在增长。2010年欧洲反恐形势严峻与此就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欧洲海外目标频遭袭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马里和尼日尔绑架多名法国和西班牙援外人员，英国驻也门使馆车队多次遭恐怖袭击，也门飞往英国的货机中被截获“墨盒炸弹”。另一方面，在欧洲本土，也是风声鹤唳，巴黎埃菲尔铁塔以及德国帝国议会大厦等重要目标都遭到恐怖威胁。与此同时，“基地”组织也加大了在欧洲招募成员的力度。12月11日，瑞典历史上首次发生本土型自杀式恐怖袭击案件，再次表明，欧洲社会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从目前欧洲国家对融合移民的无能为力甚至公开承认失败来看，移民问题未来可能更为严重。欧洲社会对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恐惧、排斥和限制以及移民对欧洲主流社会的敌意甚至仇恨很可能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欧洲社会模式和价值观将面临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政府执政压力普遍加大。法国总统萨科齐支持率屡创新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执政如履薄冰，随时有下台的可能，德国联合政府支持率低迷，英国随着改革政策的深入，联合政府内部不和也在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