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从属于中华会馆的社团机构和华人报刊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组织。这些组织通常属于三种类型：政治团体、娱乐组织和宗教社团。华人在移居牙买加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作为契约劳工，他们必须为获得公平的待遇而斗争。在反抗种植园主的过程中，一些诸如洪门会的秘密社团的成员通常起到领导作用。[46]在1884年来到牙买加的华工合同期满后，他们逐渐在金斯敦聚集起来。杨亚壬、万迈、李宝记、林丙以及其他华人决定组织起来，成立了致公堂分部。这样，致公堂成为牙买加的第一个正式的华人组织，其主要成员为原来的种植园工人，但它在各个方面为华人社区做出了贡献，例如建立华侨学校，组织为老年人捐款，以及为中华会馆购买办公室等。[47]

另外一个政治组织是中国国民党的牙买加支部。中国驻牙买加领事馆是在华人社区向伦敦的中国大使馆以及中国政府长期呼吁之后才于1943年建立的。[48]建造领事馆的资金最初由中华会馆募集捐助。当时国民党统治中国，所以大使馆自然成为中国国民党与牙买加华人之间正式的联系渠道。随着二战临近结束，牙买加的华人也盼望祖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中国国民党党员曾公义、李谭仁等人积极筹备在牙买加建立国民党分部。这一分部于1945年4月13日建立。不久，中国内战爆发，随后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大陆与国民党控制的台湾之间的长达数十年的冲突。然而，华人社区对中国政治冲突变得越来越不感兴趣，国民党的这一分部也逐渐失去其影响力。尽管如此，由当地国民党修建的带有游泳池和其他设施的运动场却成了社区休闲活动的公众场所。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人不同的是，在牙买加只建立了很少几个同乡会，而且并不活跃。[49]这可以从移民来源的相对集中上来解释。既然社区的规模较小，而且主要来自于一些客家村落，这就使得社区在出生地基础上再进行划分变得没有意义。除了同乡会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娱乐性组织，如戏剧协会、舞蹈剧团、文学俱乐部和篮球队等，它们都是由出生于牙买加的华裔所建。建立这些组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是摆脱老一辈人控制的需要。克里斯汀·何将华人中的老一辈称为“中国生”（China-born）。老一辈华人自1854年以来就建立并巩固了他们的权威。娱乐性协会为打破这一深深确立的权威提供了一条便捷途径。其次，出生于牙买加的华人仍然被排除在牙买加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圈子之外。因此，他们决定建立自己的组织。最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华会馆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动员华人社区，戏剧和舞蹈是常见的形式之一，这也刺激了人们对娱乐活动的兴趣。

新民社是这些组织中成立最早的一个，它是由吴挹光在1924年建立。这个俱乐部的目的是进行知识交流和发展华人教育。第一所华侨学校即由该组织建立。中华体育会是另一个吸引了很多牙买加年轻华裔的组织。1937年9月15日，年仅17岁的郑定原（英文名为Horace Chang）建立了这一俱乐部，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体育锻炼和娱乐休闲活动。俱乐部有各种设施，并且组织了不同的体育运动，如篮球、足球、乒乓球、网球、桥牌和麻将等。1951年的地震毁坏了俱乐部的建筑，在华人社区捐助了土地和资金之后，一个新的俱乐部会所于1954年重新开放。这个俱乐部在华人队和当地“西方”队之间举办了各种类型的竞赛，从而反过来加速了牙买加华人的适应和融合的过程。[50]

1937-38年发生的两件事对牙买加的华人社区来说非常重要。首先，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日本侵华激起了全世界各地华人的爱国情感，并激励了他们的各种抗日活动，在牙买加情况也是如此。在同样的民族主义的热潮中，牙买加在1938年发生了反华骚乱，大大损害了华人的生意。一种受害的感觉和自我保护的需要应运而生。在骚乱之后，华人建立了商业行会和贸易协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例如在1938年11月建立的咸头行商会和面包炉商会。咸头行商会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会员之利益，求商业之进步”（第1条）和“交换知识与商情”（第2条）。面包炉商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停止华人面包店之间的恶性竞争。面包炉商会建立之后，立即规定了面包块的平均重量，并确定了面包师可以得到的佣金数量。华人的面包行业获得了更加稳定的发展。[5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一些其他的组织为了相同的目的被建立了起来，其中包括华侨零沽商会（1942年）和雪糕餐馆商会（1943年）。[52]这些组织为华侨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1940-50年代的困难时期情况尤其如此。在这些贸易行会中，由叶运生建立的华侨零沽商会最受欢迎。它努力保护成员的利益，并在华商与殖民政府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例如，1945年，一些华人零售商被控告以高于殖民政府所规定的战时价格出售商品。实际情况是，那些看不懂英语的华人并不知道有战时价格限制一事。商会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政府，并在当地报纸《格兰勒报》（The Gleaner）重新刊登了价目表。商会自己也发表了一份专门宣布价格的公告，为华人零售商复印了价目表，建议他们尊重法律。[53]1945年2月6日的零沽商会的记录表明在12个寻求商会帮助的人当中，有6个人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而其余的也正在得到处理。[54]1955年当地政府颁布了一项关于雇员待遇的法律，这项法律影响到了所有同类商业部门。零售业商会为此给政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解释了小零售商人所处的困难环境，从而得到了主管部长的积极回应。[55]零沽商会对于华人社区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称其为“华侨商业之堡垒”。[56]

对于牙买加的华人来说，受到来自外部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或自然的压力越大，他们就越能团结起来；他们越被看作是外来者，他们就越能感到自己是中国人。换句话说，只有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他们才能真正地感到自己的根在中国；只有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才能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