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巩固：经济发展与社会融合

当19世纪末华人开始去建立自己的商业的时候，他们用于投资的资金通常很少，一般不超过20或30英镑。他们的商店小，出售的商品不多，而且经常是小的数量，从而使贫穷的当地人能够小额而不是大量地购买一些大米和食糖。在这些华人零售业的先驱中有一些重要的人物，比如最早到达牙买加的陈八公、来自英属圭亚那的黄昌、来自哥斯达黎加的林丙、还有来自美国的丘亚嘉(英文名Harris Carr)等。[57]

尽管最初遭到了敌对的和不友好的对待，这些华人却先后在零售业及其他领域取得了巨大发展。他们首先聚集在金斯敦和圣安德鲁，但很快就四散到各地的农村教区之中。据殖民政府的人口普查显示，在1881年，99个华人中有84个生活在金斯敦；而在1891年，在482名华人之中，则只有295人生活在金斯敦。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华人逐渐地扩展到了岛屿的其他部分（见表Ⅲ）。

表Ⅲ    牙买加华人人口统计

资料来源：陈匡民：《美洲华侨通鉴》，第700页；李谭仁：《占美加华侨年鉴·1957年》，第44-50, 118页;Phyllis Morrow, “Chinese Adaptation in Two Jamaican Cities,” Honors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72.；Orlando Patterson, “Contest and Choice in Ethnic Allegianc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aribbean Case Study,” in Nathan Glazer & Daniel P. Moynihan, ed.,Ethnicity: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324; S. Hurwitz & E. F. Hurwitz,Jamaica: A Historical Portrait,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1, p.162.华侨经济委员会：《十年来华侨经济，1972-1981年》，台北：侨务委员会第三处，1981，第211-235页；《华侨华人经济年鉴，1995年》，台北：侨务委员会，1995年，第558页；《华侨华人经济年鉴，1998年》，台北：侨务委员会，1998年，第416页。

华人绝大部分的商业活动都集中在批发零售业。几乎每个研究牙买加华人的学者都注意到华人控制了牙买加零售部门的命脉。[58]1954年，在1250家华人经营的商行中，有1021家是零售店。[59]然而，华人的商业技巧并不仅仅局限在零售业，在批发业上也是如此。在1946年牙买加的14个主要的批发商中，有10个是华人。在1954年，岛上的46家批发商店中有38家是由华人经营。大的批发商店向农村的零售商店和小的批发商店提供商品，而后者则向遍及全部农村教区的更小的零售商店提供商品。[60]这一网络既与资金有关，又与人员有关，从而为牙买加华人发展商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既然华人在牙买加的零售业和批发业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华人的扩展反过来也就带来了华人零售商店的扩展。这种向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小规模扩展本身即孕育着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进程。

为什么华人能够在牙买加的零售业中获得成功呢？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成功归之于四个因素：机遇、品质和服务、社会网络以及有利的政策。第一，华人开始经营零售业的时候正值当地存在一个急需填充的经济空间。[61]当他们到达牙买加的时候，在零售部门的竞争并不激烈。来自非洲的奴隶刚刚获得解放，还没有发展出必需的商业技巧，而其他种族集团则认为开商店有损他们的身份。第二，华人享有节俭和勤劳的美誉，而且他们注意在商业入门方面对孩子进行实践教育。此外，他们还提供了比其他商人更好的服务，这帮助他们建立和扩展了自己的生意。[62]第三，他们所建立的社会网络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他们提供了一个充裕的和有效的劳动力后备军队伍，这些劳动力大部分是他们在中国的亲戚，可以在农村商店里从事长时间的工作却只要求低工资。此外，在批发业和零售业的华侨中存在的联系便利了他们的经济扩展。[63]

最后，殖民政策在他们的成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在大环境中没有有利的政策，华人就不会取得同样的进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华侨若是为了进行商业活动的话，牙买加当局对他们移居牙买加没有任何限制。这一政策吸引了有经验的华商到牙买加来开创自己的事业。然而，我们不能据此推断华人是在一块友好的土地上生活工作。困境和不公正的情况时有发生，在20世纪早期更是如此。1933年殖民政府颁布了一部外侨限制法，其目的是为了限制中国移民。这部法律“是由一院制议会颁布的，这一议会代表了商人阶级的利益。”这里的“商人阶级”当然是指当地的商人。更有甚者，当时的牙买加社会存在着一股很强的反华潮流，发生在1918年和1938年的反华骚乱即是这股潮流的具体表现。与此相对照的是，类似的排华情绪在特立尼达或英属圭亚那则并不明显。[64]

我们还应该注意早期中国移民的特征（农民）、境况（贫困）和目标（挣钱回家）。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农村，而且这些地区条件都较差。移民的家庭情况都很穷，他们也缺乏正式教育或专业训练。早期移民往往是一种被迫的举动，为生活所迫，贫苦农民走向海外是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和发财致富。然而，在契约劳工期间，他们辛苦劳作，只留下一点微薄的积蓄。种植园主往往设置一些骗局来诈取他们所剩不多的一点积蓄，如果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强，能够摆脱各种骗局的引诱，那么，在合同结束后，他们可以带着他们赚取的微薄工资返回故里。[65]然而，这并不是他们离开中国时所想的东西。相反，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光宗耀祖。

当时的牙买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商品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对于他们来说，这既是一种机会，又是一种需要。数额很小的一笔钱就可以作为资本来开一家零售店，这也不需要高层次的职业技巧，而中国已经商业化的农村经济多少已使华人有了初步的商业知识。有些人还通过运用他们的农业技巧来尝试进行土地投资，但是他们在与种植园主的竞争中受到压制，而且从长远来看投资农业也不如投资商业有利。此外，农业需要长期投入，这显然对于那些试图尽快赚取足够金钱以衣锦还乡的人们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

除了零售业和批发业外，华人在其他行业也有所发展，如食品制造业和轻工业（面包业、冰淇淋生产和肥皂业等）以及食品进口业等。面包业几乎全部为华人所控制，比如位于金斯敦的陈学贤的“钻石面包店”和廖锡钦的“廖兄弟面包公司”。陈禄谦在1939年建立的“钦摩雪糕制造厂”经过1954年的修整和扩展，成为牙买加最大的冰淇淋制造厂家。20世纪50年代早期，金斯敦开始出现超级市场。华人立刻意识到超级市场潜在的商业优势，并且感受到了来自当地竞争者对华人小商店日益增长的压力。[66]在很短的几年内，出现了多家由华人经营的超级市场，其中包括在北金斯敦地区最大的一家以及由陈炽昌创办自选市场“陈马秀父子公司”。知名华人领袖陈英豪(Rupert Chinsee)先生的夫人胡竞先女士(Helen Chinsee)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华人的商业敏感性的绝好例证。

胡女士曾于1939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为了更新她的知识并“将其运用到当地适合制造业的原材料上面”，1955年她决定到俄亥俄州的安提克大学学习。当她的申请被拒绝后，她向安提克大学写了一封长达10页的请求信。在学校名誉校长亚瑟·摩根教授的帮助下，她的请求被学校接受。华人报纸《中山报》发表了一篇特别社论“勉胡竞先女士”以赞美她的勇气。[67]在她完成学业之后，胡女士和她的丈夫陈英豪采纳了摩根教授的建议，在牙买加开始铝制品特别是炊具的生产。在牙买加政府的帮助下，他们在法尔茅斯建立了嘉立铁器工厂（Caribe Metal Works）。“从最初非常少的资金开始，他们现在经营了一家价值4万英镑的工厂。从最初生产粗糙的物品开始，他们现在生产70种以上的高品质商品，其中包括掌盘和有色铝制品。”两位政府官员参观了他们的工厂，对其成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任牙买加总理的曼雷（Manley）对他们的成就表示祝贺，媒体也称赞他们“已经改变了古老的北部沿海城市法尔茅斯的工业和职业面貌”。[68]

除从事商业和制造业外，华人还积极参与其他社会活动。宗教活动是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另一条途径。绝大多数华人精英或皈依罗马天主教，或皈依基督教圣公会。两位著名的华人教士是段卓贤和段方济，英文名Rev. Father Francis, Rev. Father Vincent，即弗朗西斯神父和文森特神父。两位神父均来自中国的河南省，以前在台湾和东南亚地区传教。他们于1957年来到牙买加，成为华人天主教社区的领袖。[69]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皈依基督教，华侨公立学校的前校长何儒俊于1954年在牙买加发动了一场运动，以增加华人基督教徒的数量。这一运动吸引了很多华人的参加。[70]1950年代华人大量皈依基督教表明牙买加华人正在逐步融入当地社会。

老一辈华侨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创立了家业，他们理所当然地主宰着一切。这种情况到1940年代开始出现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逐渐适应了牙买加社会。身为华裔的年轻一代开始视自己为牙买加人，而不是中国人。曾经在华人社区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华会馆也逐步退化为老一代之间相互交往或了解遥远故乡最新消息的地方。可以理解，人们参加中华会馆活动的积极性正在逐步减弱。截止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华会馆的年度选举大会和普通会员大会由于缺乏法定人数，经常被取消，或者被推迟。[71]

新一代华裔已日趋成熟，思想感情的重新定向显而易见。与岛屿的社会经济生活的逐步提高相适应，华裔为牙买加做贡献的思想也在加强。团结仍然是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但已经不再是华人社区内部的排外行为。当地一份名为《焦点》（Spotlight）的杂志评论新的一代说：“第二代华人只是因为长得像中国人才被称作华人。他们按牙买加人的方式思考，牙买加是他们的家，他们从来不错过一个展示他们对这个生育和养育他们的国家的爱戴之情和爱国之心的机会。从心理上来讲，他们比那些出生在牙买加的欧洲人后裔更加牙买加化。”[72]

确实，随着日益增长的商业成功，华裔开始与现代牙买加的出现不可动摇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将自己看作“牙买加人”的过程仍然不断变动。克里斯汀·何已经分析了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圭亚那华人克里奥化（creolization）的过程以及三者之间的不同。[73]然而，我更倾向用“融合”一词来描述发生在牙买加华人身人的这一过程。下面将重点论述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卷入和政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