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特约评论员文章：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向全日本发表“终战诏”。这是近1亿日本人第一次从广播中听到裕仁的声音。这声音柔和但却苍白。裕仁的广播讲话意味着自1864年以来陷入疯狂对外扩张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战争心理第一次崩溃了，也意味着日本政府正式接受同盟国在7月28日所提出的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对于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与日本侵略军进行长期艰苦卓绝抗战的近12亿军民来说，战争结束了，和平终于来临。

今天，当全世界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之际，有一个声音却依然还在亚洲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心头回荡：战争真的远去了吗？

***战争为什么会爆发？

在人类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无论是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国内政治的继续”还是拿破仑所说的“战争是英雄的事业”，这些广为流传的描述战争的经典语言似乎都在给我们诠释战争的意义。公元前9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斯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曾总结过这场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生死之战的原因。在他的笔下，战争的原因是因为“强者总是要去做他认为自己强而要去做的事情；而弱者总是以为自己弱而不得不去改变什么”。现实主义的学者认为，修昔底斯道出了那个时代战争的逻辑：因为强者想更强，而弱者除了无奈地去面对强者随时可能施加的战争行动时，如何通过战争击败强者、而让自己改变弱者的地位，是历史要求他们做出的自然选择。

“修昔底斯定律”在随后2000多年的人类历史上是我们可以用以解释战争现象为什么频频发生的铁律。无论是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还是古罗马帝国所进行的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真正意义的洲际战争，无论是英法等国近代史上绵绵不绝的欧洲争夺、还是美欧日等西方列强大肆进行的海外殖民战争，战争成为了世界历史上一个最突出的话题。到了20世纪，战争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手段上，都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以及西方列强对财富、权力与威望的贪欲而变得越发不可收拾。1914-191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21年后的1939年，德意日法西斯就把国际社会再度拉入了更为残酷和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看来，战争并不是简单的国家间“强”、“弱”的差别和想要改变这种差别而自动产生的现象。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人类研究和反思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科学——已经得出了结论，战争之所以难以抑制地爆发，一是因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难以形成一种公共权威来阻止战争。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因而变成了“强者即公理”的强权主导的世界。就像当年日本为什么要发动“九一八事件”占领中国东北，随后又在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日本蓄谋已久的对中国野蛮的战争行为并没有得到当时标榜“集体安全”的国际联盟的有效干预，而其他的西方大国对日本的侵略则更是明哲保身、袖手旁观；世界在目睹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时，在西方列强中还没有彻底泯灭的道义情感，充其量只是反战力量的呼吁和零星的“飞虎队”式的杯水车薪般的帮助，尽管我们对这样的援助永远心存感激。

二是因为国家间利益的争夺。由于世界是无政府状态的，人类的利益被局限在各个国家的范围之内，利益的争夺就变成了国家为单位的对财富和权力的难以妥协与调和的竞争，国家利益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自私和相互排斥的。而国家是暴力的机器，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各种自我认同寄居的殿堂。当外在和内在的原因让一个国家的公共权力被极端主义所攫取的时候，国家间利益的争夺就会演化成为以民族和国家为单位的疯狂的冲突。一战结束后，德国民众认为他们在凡尔赛和约中受到了极大的不公正对待，而法国的军事干预、国内经济的动荡和各种激进思想的激荡，让一战后的德国人都变成了凡尔赛秩序的仇恨者。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就是靠这股仇恨挟持了历来以理性著称的德意志民族，让他们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和疯狂的对外侵略时，竟然相信这是在为国家的“生存空间”而战。

三是人的本性是自私、贪婪和好战的。不管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哲学观去看待人性，我们相信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去约束和克制人内在的贪欲和自以为是的话，蔑视人类理性和道义立场的战争就常常会被当成是实现国家强大的梦想，会被当成是效忠某种“理想”的“神圣行为”。当年日本法西斯在侵略中国时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不禁想问，当年侵略者的人性哪里去了？历史的回答是：当日本侵略军为日本军国主义而疯狂的时候，他们只对日本人自己讲人性，而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受害国来说，显露的只有“兽性”。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战争常常泯灭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