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的爆发：和平为什么如此脆弱？

著名的英国政治学家E·H·卡尔在1939年总结为什么短短20年欧洲和世界再度堕入二战漩涡时曾痛心地指出，这是因为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德意日的发展时，西方列强陷入了和平的理想主义，认为依靠国际条约可以维护国际秩序。因此，卡尔说，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理想主义永远是“乌托邦”。

卡尔是正确的，对于一切蔑视人类尊严、价值与秩序权威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暴易暴”应该是我们对他们最好的回答。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为赢回民族和国家尊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抗战，终于迎来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打败的那一天；美国在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后终于被打急了，抛弃了自私的孤立主义而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自由力量的“老大”；苏联也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经过伟大的卫国战争，在1945年5月2日将苏联国旗插上了德国总理府的楼顶。

然而，卡尔的结论并不完整。如果我们不去寻找和去除那些导致战争的各种根源，即便面对侵略愤起抗争，和平的代价不仅惨烈，在当代战争手段巨大的摧毁力面前，赢得和平的同时甚至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终结。今天，我们回首60年前的那场战争，最重要的不仅是我们要宣示战胜一切人类历史上邪恶力量的信心和勇气，更是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合理的世界，让大国战争再度爆发的历史教训不再重演。

二战的启示是深刻的。首先，强权主导一切的国际关系时代背景是二战必然爆发的直接诱因。二战的爆发，说到底是西方列强之间帝国主义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帝国主义政策的“游戏规则”就是强权即公理、就是一个国家只要有通过举国体制、调动一切资源进行战争、并能从这种战争中看到巨大的国家利益，战争就是难以避免的。意大利之所以在1922年选择墨索里尼，德国人之所以在1932年将选票投给纳粹党、支持希特勒掌权，不单单是当时德意两国民主制度的薄弱，而是因为在1919年列强分赃的巴黎和会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深深认为他们受到了巨大的不公正待遇，是因为他们相信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他们能改变现状的希望；日本军国主义在20年代的兴起不仅因为人为好战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为中心的独裁制度，还在于军国主义势力相信，他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不需要付出难以忍受的代价。相反，他们认为，侵占亚洲国家是他们可以和西方列强“平等对话”的基础。

其次，如果没有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没有民主化的国际制度，弱国、小国和穷国的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得不到应该有的尊重，强权政治的横行只会去刺激侵略的贪欲。

在国际关系中，不讲道义的权力很可能换得一时的安宁，但牺牲道义原则的权力交易迟早会受到惩罚。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欧洲列强为了不得罪日本，容忍了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1933年5月日本退出国联，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大规模侵略的前兆，但欧美大国同样并没有就此清醒。1937年“卢沟桥事变”与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关联，但这两者却存在着必然的历史联系。因为对美宣战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必然选择。英法在1938年的绥靖主义政策，牺牲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换到的是什么呢？《慕尼黑协定》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外交事件之一证明完全是英法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达成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虽然是想明哲保身，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二战初期客观上成为了法西斯德国的帮凶。类似的例子还有1940年4月的苏日中立条约。这一系列的幕后交易是对苏共当时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莫大嘲讽。

苏联军民虽然在1941年6月22日之后的苏德战争中用自己的英勇维护了俄罗斯的尊严，但历史是公正的。如果斯大林在苏德战争之前不迷信于德国不会在打败英国之前侵略苏联的判断，不迷信于德国不会自己挑起“两线作战”的误判，如果苏联能和英法在1939年的夏天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苏联会有后来巨大的战争伤亡吗？但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在历史的词汇表中，只有让人觉醒、并可以借鉴的事实，并没有“假设”。

第三，打着国家和民族名义的各种极端主义、无视人类人性尊严与价值的各种种族主义，永远是国际关系中最危险的敌人。

希特勒德国标榜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和日本对亚洲邻国的蔑视，是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想源泉。当一个民族无视其他民族的平等存在、眼里只有自身种族主义的优越感时，就成了一切以野蛮与仇恨为核心的国际意识的土壤，其结果只会滋养和培植国家间的对立、冲突和暴力。在这种极端主义的支配下，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国家的残暴侵略竟然被宣传为是建立亚洲新秩序，是为了将亚洲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这种颠倒黑白的思想意识，不仅是为了掩饰侵略举动，更是侵略行为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