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东京

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中心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逐渐呈现多极化的发展态势。此时，日本经过20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经济规模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位，并且亚洲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也非常迅速，如亚洲“四小龙”等。因此，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中心也有着向亚洲漂移的态势。显然，日本凭借着在亚洲地区经济最为发达，有意将东京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取代纽约的地位。然而，事实证明，这只能是日本政府的一厢情愿，由于日本经济政策定位的不恰当，最后却促进了金融泡沫和地产泡沫飞速膨胀，投机之风盛行，伴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梦想也随之破灭，因而可以称这一过程为“梦断东京”。

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脉络的启示

“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这一命题，在三十年前可能很少会有人相信。而今，已经没有多少专家学者会表示质疑。因为中国具备这样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及正确的发展过程。中国能否成为全球多极金融中心之一，同样只要相关要素具备、发展过程正确，这一问题不难解答。

在时间的长河中，每一个阶段的金融中心都有一段璀璨的历史，同时他们兴衰更替的情节也在不断演进。导致金融中心变迁的因素多种多样，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但这也不意味着无迹可循，这些偶然因素中蕴涵着一些必然。很多共通的特质在不同的形成路径上，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进而产生了金融中心的内在共性。这些共性是由资本期望摆脱束缚和追逐利润的内在动力所决定，因此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

正如我们所见，一个自由的金融环境是金融中心得以孕育和诞生的重要基础。金融环境压抑对金融发展的桎梏作用古已有之，中世纪欧洲金融业务发展缓慢，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教会的影响。而正是由于威尼斯独特的政治、民族、文化特点，以及它和教会不同寻常的暧昧关系，使得其有别于其他地区，成为金融业自由发展的摇篮。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纽约在发展初期，也享受着一个较欧洲传统金融中心更为宽松和自由的金融氛围，正是这种简约和高效的金融文化，吸引了具有冒险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各行精英，并使得他们能一展抱负。金融自由的作用还体现在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中，二十世纪50年代发生在大西洋两岸的美元资本大迁徙，其初衷就是要回避美国国内过于严苛的金融监管。也正是资本的这种趋向自由的内在要求，成全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二次崛起。

金融自由能够促进金融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与之俱来的创新活动，这是金融业务和金融体系能够发展壮大的生命力所在。从古至今，金融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从威尼斯时代政府公债和金融市场雏形的出现，到阿姆斯特丹商品和股票交易所的成立，到现代各种股票、债券、混合证券、共同基金、工业康采恩以及众多的衍生产品，金融创新一直、并仍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以满足各个时期划时代的经济变革。而这种创新行为需要一个稳定和相对宽松的平台，以承载金融活动所必需依据的制度基础。哪一个地区能够提供这种平台，以满足资本流转和业务拓展的内在需求，哪一个地区就具备了形成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这也是金融自由作为金融中心内在共性而存在的一个原因。

然而，自由的金融环境是国际金融中心诞生的基础，但稳定的金融环境对金融中心而言也至关重要。金融自由会带来金融风险，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尤其是在金融产品和金融体系结构日趋复杂的今天，这种风险表现出来的隐蔽性、不确定性和巨大破坏性使得金融自由带来的好处被大打折扣，甚至一笔抹消。不仅是一些新兴国家，即使是已经形成稳定规模的国际金融中心，也面对着同样的考验。这使得金融体系和制度设计成为当代金融中心形成的一个要件。一个好的制度基础不仅要在发展初期表现出很好的支持性，同样在发展中也要能经受资本的冲击和时间考验。在这方面，日本的例子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由于主办行制度在金融风险识别、化解上的天生缺陷，导致金融自由化后大量泡沫风险在银行系统内沉淀，表面上一派繁荣，实际上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链条已经相当脆弱。在日元升值和连续生息的内外困扰下，支持金融市场非理性繁荣的投资信心开始波动，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日本的经验在于，仅仅通过扩大规模而试图将金融风险存量化的方法没有出路，一个健全的金融制度，应当包含设计优良的金融风险转移、流转功能，以应对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因此建立一个合理的金融制度就成为某一地区是否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先决条件，同时这也是历史和当代金融中心在内在共性上最为明显的区别。

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也决定了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以及经济规模的广度和深度同样是金融中心得以存在和维系的关键因素。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就难以取得超常规的平均回报水平，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此尽管不同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不同，但总会伴随着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出现。资本流动的方向会在收益、风险和监管成本之间寻找平衡点，但对收益的偏好永远放在第一位，只要存在诱人的回报，资本就会自发向内渗透。这种逐利特点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把回报建立在理性之上，有地区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作为基础，那么资本的流入会加速这一过程，并形成金融系统、经济系统间的良性互动；如果相反，把超常规回报建立在非理性的投机行为之上，则金融繁荣会在短期膨胀后迅速湮灭，这种金融环境的骤变对地区经济发展则是致命的。因此在金融中心兴衰的历史中，我们总能够看到这两方面的教材，历史上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等金融中心的出现就和当地贸易区的发展和该地区在贸易区中独特的位置密不可分，而这种发展是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因此具有可持续性。相反阿姆斯特丹和日本的例子则显示出非理性的狂热和游资的反复无常，以及在资本冲击后遗留的灾难性后果。

当然，形成金融中心的原因中也包含诸多的随机因素。比如战争对威尼斯、伦敦、纽约等金融中心的形成就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某些时候，这种随机性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地区本身作为金融中心的共性因素影响，但这往往是暂时的。存在共性因素，并不说明必然会形成金融中心，但没有或是缺乏这些共性，即使历史机遇偶然眷顾，也难以形成持久的金融繁荣。这恐怕就是金融中心不断迁徙过程中的一个潜规则。因此，使用金融中心漂移说来形容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则最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