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近来，在中日关系的“融冰”过程中，人们对日本的认识也在进一步深化。从二战后中日关系史的观点看，中国人的日本观也许正在进入又一个新的变化阶段。

复交前：记忆中的日本与模糊的当代日本

二战结束后，中国经过数年内战，于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经过七年的被占领期，于1952年恢复了外交权。但直至1972年，这两个政权之间并没有实现复交。其原因不在中国，而在于日本追随美国而采取了拒绝承认中国的政策。

1952年5月，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的邀请，日本参议院议员高良富，众议院议员宫腰喜助、帆足计来到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来访的日本客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双方通过会谈，正式签订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

在这几乎没有交往的时期，一般中国人的日本观基本上来源于对抗战历史的回忆，其心目中的日本人清一色是侵略者的模样。对于经历过日本入侵时期的人来说，历史的记忆没有淡忘；而对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来说，《平原游击队》中的松井、《红灯记》中的鸠山、《地道战》、《地雷战》等许多文艺作品中的“鬼子”官兵形象，对他们形成日本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虽然这一时期也有中国冲破日本当政者的阻挠而推动对日民间交往的努力和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控制斗争的声援，但当时中国民众几乎无法直接获得日本的信息，更不可能直接接触日本人。说到底，日本问题与每个人眼前的温饱问题和国内政治状况相比，只不过是一种十分遥远的、模糊的、与切身利益没有太大关系的事项。

可以说，当时一般中国人的日本观，是在抗战时期日本观延长线上的一种不确切的印象，其认识处在一种不了解情况的朦胧状态。

70年代：接受“区分论”，树立“世代友好”观念

1972年9月，“日本”这一现实存在突然以特写镜头般的形态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起因是中国高层做出了邀请田中首相访华的决断，并在此前后对全国人民开展了“中日友好”教育，而且一举实现了对日复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民众普遍接受了“把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即“区分论”）以及“中日世代友好”的观念。

复交后，日本各界表现出的对侵华历史的“负罪感”和对中国宽容姿态的“回报心理”，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民众对“区分论”的认同。在这一时期，中日交流尚不频繁，信息传播尚不便捷，中国人无法直接了解日本国内情况。当时来华访问的日本人大多是“虚心反省历史”的友人，否认侵略历史的右翼分子很少为人知道。况且，当时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氛围十分浓厚，右翼势力受到强大的和平主义舆论的牵制。

笔者记得，当时日本的学者或游客来华访问，在与接待单位的交流活动中，通常都首先要如此“反省”一下：“那场对贵国的侵略战争，虽然不是我干的，但作为日本人，我由衷地表示道歉。”然后，深深地鞠一下躬。中方主持人照例赶紧劝解道：“您不必道歉。日本人民也和我们一样，都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嘛！”

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邓小平副总理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出席互换仪式，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在批准书上签字。《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邓小平副总理和福田赳夫首相在互换仪式上发表了谈话。

70年代后期，日本富裕的物质生活和充满魅力的文化产品借助影视传到了中国。人们纷纷谈论“日本人洗衣、做饭都用电器，家家都有汽车”。这样的生活让处在“文革”结束前后“物质匮乏”与“文化饥渴”状态的中国民众觉得非常羡慕。此时期引进的《追捕》等电影对中国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人们在电影里看到了东京新宿的繁华和北海道农村的现代化，杜丘、矢村们的洒脱形象颠覆了人们心目中松井、鸠山们的印象，让人们大开眼界。

随着中日交往的增加，当代日本人的彬彬有礼、文明习惯以及独特的岛国风情与饮食习俗，也逐渐在中国人中得到了肯定性的评判。

日本及日本人，作为“世代友好”的对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开始形成既有物质基础、又有人文内涵的实实在在的正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