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同时也应当被视作国家理论中的一个特定概念。概念是要有逻辑支撑的，逻辑支撑是要有历史内容的。
　　
孟子曾对“大国”概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有很好的表述，他说“以仁假力者霸，霸必有大国”。（“孟子?公孙丑上”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页。）这里的“霸”讲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霸权”，而是有影响力的国家；所谓“仁”，讲的是国家制度，而“力”则是一个国家的现实国力。这样，大国崛起就应具备国力和制度这两个要素。其中，国力是资源转换形式，因此，大国首先应是资源占有和控制较多的国家。孟子的话，对现代国家崛起的研究，也同样适用。
　　
人总是要吃饭的，为了经济利益人们便组成各种社会集团，并以集团的名义展开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这种集团发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国家。古代国家内外关系以血统皇权维系，近现代国家内外关系则以法权意义上的主权维系。这样，主权就成了现代“国家崛起”理论的逻辑起点。与人要吃饭的道理一样，国家更是一个汲取资源的强力系统。国家的崛起需要资源支撑。这样，国家存在所依赖的资源则成了“大国崛起”逻辑演绎的第一环节。由此便派生出如国家力量、国家权力、国家权利、国家制度和国际民主等概念系列。概念是逻辑演绎的“纽扣”。

但是人毕竟与动物不同，人在吃饭的同时，还是要思考的；国家在需要资源的同时，也要有意识形态和相应的社会制度。物质资源，尤其是战略性物质资源的有限性与极难再生性，决定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绝对博弈关系，但是绝对博弈中可能出现的绝对“零和”结果，又使人的绝对博弈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变为相对博弈关系，在各自国家力量的边界寻求理性和解。一张世界地图，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崛起本身并不仅仅是国家为获得资源释放国力的物理过程，确切说，它更是一个政治过程。国家政治是国家力量的理性使用。亚理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辩证法是逻辑演绎的科学方法，人类自觉运用辩证逻辑的能力是理性的表现。
　　
国力是国家崛起的基本条件。国家力量的核心当然是军事力量，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819页。）但是，国家军事力量是要有边界的和不可透支的。这是因为国家可控资源是稀缺和绝对有限的；除非这个国家将全世界的资源拥为已有。但这样就会出现一国与所有国家相对立并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悖论。历史表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衰落于世界性扩张。对已崛起的大国而言，其衰落速度与扩张程度为正比。德国俾斯麦在主权统一问题上不惜铁血，但在统一后，尽管德国已有了令整个欧洲望而生畏的武力，但此时德国外交却表现出少有的温和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幸的是，德国威廉二世及后来的希特勒放弃了这种与大国交好的温和外交政策，走世界扩张和无限透支武力的道路，这又使德国在大战后惨被肢解。二战结束之初，美国也曾表现出全球武力扩张的倾向，朝鲜和越南战争透支了美国的国力，并造成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衰落。尼克松上台后迅速果断从越南撤兵，收缩国力，此后美国国力再次恢复并持续继续上升。苏联解体后，美国重蹈冷战时期世界武力扩张的覆辙，继1991年和1999年的海湾和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在新世纪之初几乎一年发动一场战争。现在美国陷在伊拉克不能自拔，国力出现衰落迹像。
　　
这些历史经验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是有用的。尽管中国经济已日益与世界融为一体，尽管中国对国际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但中国一定要理性地认识和保持武力的使用限度：在主权统一问题上，中国武装力量使用是果断有力而不惜代价的；在国际资源利益问题上，中国的武装力量使用是自卫性；在国际问题上，中国武装力量只用于在联合国的框架下维持世界和平。与霸权国家不同，服务于中国崛起的国家军事力量只是一种自卫性力量，因而只是一种有限使用的国家力量。如果中国能理性地认识并守成于这个这个限度，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可持续的。为了主权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发展，中国应当敢于使用武力；同样为了尊严，中国也要不轻易使用武力。现在我们再回头反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以及小平同志为中国未来50年的提出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就会理解这是他们那一代领导人，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所作出的对中国未来崛起边界的理性限定。对今天中国人而言，最困难的也许不在于中国崛起，而在于中国是否可以理性崛起。理性崛起意味着准确地把握中国崛起的边界，而规定这个边界的则是国家资源可支撑的国力边界。
　　

国家崛起的逻辑必须是自主逻辑，依附于他国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目前拉美国家发展就是这种依附于西方资本的模式。拉美国家放弃了国际上的反霸斗争，依附霸权换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国内阶级斗争。拉美模式的要害在于以大量牺牲国内劳动者利益和民族市场为代价，主动向北方国家长期大量“供血”并以此换来与北方国家的“罗马式的和平”（Pax Romana）即奴隶主与奴隶间的和平。这样的结果是国家放弃自主发展道路，本国经济丧失自我内部循环的条件，最终将国家命运交付给西方。历史上，为了避免依附型发展道路，美国人民发动独立战争；在南北战争中，林肯不惧来自英国的压力，不惜铁血打败了一心想依附于英国的“南方同盟”，维护了民族市场，美国由此迅速崛起。上世纪30年代，中国蒋介石政权选择了依附于国际资本的买办道路，少数人积累大量财富，国家大规模向国际资本出让利益，由此造成国内工农大量破产，民族市场严重萎缩。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使中国脱离了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并在以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成长为一个令世界尊重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强国。建国之初，中国外交上提出五项原则，是中国崛起的和平宣誓，由于这个宣誓有坚定的国家意志和强大的国防力量支撑，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朝鲜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受到东南亚国家的尊重和欢迎，西方人对周恩来也敬意有加。因此，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以仁假力”和国家威信形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