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中国崛起的逻辑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主权是大国崛起的逻辑起点。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但中国又是一个主权尚未完全统一的国家。前者决定中国的崛起应当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平等地接受，而不是强迫世界接受的过程。在国际法的框架下与国际社会和平互动，按自由贸易原则平等地分享国际资源是贯穿中国崛起始终的原则。此间，中国国力使用是有限的，军事的性质仅属于自卫性的。后者决定中国的崛起又是中国完全实现主权统一的过程。与“台独势力”斗争，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对中国来说，是不容讨论和不能妥协的原则。从这两方面看，中国崛起的认识逻辑是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统一。
第二、资源，是大国崛起的逻辑演绎的第一环节，但对中国而言，它又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据统计，到2010年，国内石油、天然气、富铁、富锰、铜等10种矿产已不能保证并需长期进口，铬、钴、铂、钾盐、金刚石等严重短缺。到2020年，对经济发展45种矿产资源中可保证经济发展需求的只有5种。能源方面，从1990年起，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7%以上的增长的同时，中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2000年净进口量超过6000万吨。未来15年内，我国国民经济将以7%左右的速度发展，原油需求将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同期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低于原油需求增长速度，国内原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预计2005年原油需求2.45亿吨左右。2003年初，中国地质科学院发表报告指出，除了煤之外，后2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至5倍。报告说,中国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产结束期。到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5亿吨原油和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分别占其国内消费量的70%和50%。中共十六大为未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目前看，仅凭国内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和油气资源的储产量不足以支撑这个目标，而国际油气资源进口上游地区，基本又为美国等西方海权大国所控制，这种控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又进一步强化为经济垄断。这对油气进口依存度日益增大而同时又对油气上游地区没有多少控制力的中国能源消费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尤为严重的是，中国资源短缺现实，又与大国间普遍存在能源危机同期出现。新世纪到来之初的头几年，美国几乎一年发动一场战争，这些战争大都发生在石油贮量丰富的中东地区。中国今天正在崛起，而目前中国可控资源又远远不足以保证这种崛起。这将迫使中国产生更迫切的国际民主诉求并向国际社会要求更加民主的资源分配体制。但历史表明，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这种诉求是和平实现的，除非这个国家选择没有前途的有和平而无崛起的经济模式。如果再考虑台湾因素，中国在崛起之初，就可能不得不面临强力崛起的选择。
第三、政治文明是中国崛起的逻辑主线，也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崛起的政治保证。中国对政治文明的诉求是国际民主与国家民主的统一。
国际体系，本质是一个国际资源分配体系。现存的国际资源短缺是绝对不平等的国际资源分配体系的结果。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中国国内资源供给日益短缺状况，使中国对外部国际体系，尤其是资源分配体系有了更迫切的国际民主诉求。自由贸易和国际民主，是近代法国、德国、美国等在反对英国霸权过程中提出并以武力相捍卫的政治诉求，1918年美国总统T.W.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纲领》，便是这种诉求的最集中和最全面的表述。今天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需求并意识到了自由贸易权利和国际民主权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中国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并与国际贸易和世界资源产生了日益密切的依赖关系。中国发展在对国际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根据责权对等原则，中国也就自然拥有了平等获得相应的国际市场和资源份额、自由贸易及平等地利用海洋运输通道等权利。但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这些权利正在受到已崛起并异化为世界霸权的国家的压迫和无理限制。中国的崛起不可能不对这个不民主的体系提出民主诉求。国际民主，本质是主权国家对国际资源，尤其是极难再生的稀缺资源的平等共享的权利体系。世界上绝少有国家为阳光打仗，因为阳光是充足的。二战后各国经济发展造成资源短缺，由此造成日益严重的南方国家对国际资源的依赖，这种依赖使南方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共享国际资源的权利。这些权利便是当代国际民主的核心内容。
国际民主本质上是反霸的。西班牙、荷兰曾压迫英国的崛起；英国强力崛起后，它就压制美国崛起。美国强力崛起后，它现在就压迫别的国家比如苏联、中国等国家崛起。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都是在强力应接挑战中崛起并获得既定的国际资源份额的。这种份额比例则是在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后得到确认的。现在亚洲随中国崛起而形成一批新兴工业国家，与此相应，南方国家改变不平等的国际资源分配体系的民主诉求也日益强烈。南北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吃饭”问题上，人类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是国内阶级斗争，就是国际间的民族斗争。历史上，与暴力相对立的国家理性，从而国际民主只能在国家力量的边际发生。过去是这样，今后也不可能有大改变。即使是今天的联合国，如果没有核武器作后盾，五个常任理事国就不有实质性的权力。对中国而言，现阶段的中国不仅面临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还面临国家主权统一的问题。这都涉及到仅靠口头宣誓而不能捍卫的安全底线。因此，中国的国际民主权利也必然是一个非强力捍卫而无法保障的权利。
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同时是一个践行国家政治文明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国内工农大量贫困，政治文明日益衰落中崛起。中国崛起不仅需要物质支撑，同时还有精神的支撑。而精神支撑是需要文明的制度保障的。在国体不变和资源条件充分的前提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用不同政体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参与。目前已崛起的西方大国政体在资产革命胜利之初，都经历过短期的阶级强制即专政阶段，在相当的时期中，阶级专政甚至成了这些国家推进经济的手段：英国有克林威尔专政时期；法国有拿破仑专政时期； 德国也依次经历过俾斯麦、威廉二世，乃至希特勒法西斯专政阶段；甚至是19世纪的美国崛起，也不是牧歌般的进程：它对国内阶级镇压也是出奇的严厉。只是当这些国家走向世界，并从世界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资源回流补偿后，国内阶级矛盾才因外化为国际民族矛盾而开始缓和：居民的阶级身份，逐渐转向公民身份，国家阶级专政政体便转变为建立在政府与公民契约制度上的法制政制。英国早期的宪法性文件如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1791年的《宪法修正案》、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等，从立法上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国家公民权利从文件真正进入居民生活，是在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尤其是这些国家实现海外扩张并由此得到大量利润回流后才逐步实现的。
国家公民身份是“人民自决权”和“民族自决权”自觉让渡给国家主权后的产物，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中具有首要的意义的，是被纳入权利-义务体系中的公民在对国家尽其依法纳税和效忠义务的同时，国家也对其公民权利有依法实行保护的责任。在这种互相制约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国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全体居民的积极性。古代罗马曾用扩大公民权范围和数量的方式获得国内居民对国家目标的更广泛的支持，西方在通过从专政体制向法制体制的转变后赢得国内大多数居民的支持。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也曾经历过“人民民主专政”时期，其间的国家居民身份曾以阶级“成份”来划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建立法制国家的探索，依法制国和依宪治国已成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此相应，国家居民身份自然而然地从以往的 “阶级成份”过渡为国家公民身份，国家政体由阶级国家转变为公民国家似乎成了既可与世界现代文明对话又能最大限度调动中国居民活力的必经之路。
但是，中国政治文明的逻辑，不仅具有世界文明的共性，也具有中国的个性。与西方英美国家不同，而与小自耕农居多的早期法国相似：早期法国提出“公民权”的概念更侧重于保护占人口多数的第三等级的权利。今天的中国仍是工农居于绝对多数而在短期内又不能使之转化为中产阶层的国家；与此相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护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利在中国公民国家制度建设中就具有了基础性的意义，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体对政体改革的绝对要求，而且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时期工农联盟的成功实践在依法制国时期的合理延申。用国家的力量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损害他们的利益，是中国未来持续崛起的政治保证。总之，我们要找到一种不仅与人类一般文明而且还与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最终目的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