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产到骂人的问题
我一直保持对现有生存环境的不满意
多年来，崔健一直对外宣传，自己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抱怨”，不过现在他更愿意称之为“批评”。也许人们只看到了他挑起战争，怒气冲冲，炮火不断……却未能窥视和体恤其用心良苦。当这个年龄的普通男子在应对中年危机的时候，他却还在把“愤怒”当成“乐趣”，然后在音乐里拼命折腾出一番哲学的滋味出来……
南都娱乐：你说自己20年未变？但是20年是个很漫长的人生过程，人的心态始终会变，难道心态的变化不足以影响你的音乐吗？
崔健：从音乐上来说没有什么改变，我们总是在寻找激情。这是一种对过去的厌倦才会产生的欲望。要保持对过去或者对现有生存环境的不满意，甚至可以说，抱怨是创作的基础。
南都娱乐：你所说的“抱怨”是什么？
崔健：如果没有抱怨，最起码做摇滚乐等于丧失了创作的感觉。抱怨是什么？抱怨就是不满意，只有不满意才会发展。
南都娱乐：抱怨是创作的基础。年纪越大，经历多了，见识广了，心态更平和了，当你没有那么多抱怨的时候，音乐创作呢？会不会枯竭？
崔建：抱怨是与生俱来的，没有年龄限制。没有抱怨，就没有对事物判断的原则，你有原则，才会抱怨和批评。抱怨可能说出来是个不好的词，我更愿意称之为批评吧。抱怨是个人化的，个性就是人权，不尊重个性就是不尊重人权。当你有了个性，跟社会发生冲突，首先的反应，可能是抱怨、批评、愤怒，通过这些才更能够鼓励你这种感觉，或者说发现这种感觉，最后达到一种个性的修补，才能真正把你内心真正的东西让大家看到。
南都娱乐：你抱怨的方式是什么？
崔健：我小时候嘴特别脏，经常骂一些难听的话。我想那时候是因为不知道怎么释放，会做音乐后，实际是找到了一种抱怨的方式。我更愿意把我的怨气放在音乐里，这样大家会觉得是实打实的。
南都娱乐：你现在物质充裕，社会地位也上升了，生活也安逸了。那音乐里会不会自然缺少了那种大众最渴求的东西？真正的摇滚还存不存在？
崔健：拥有中产生活而坚持做摇滚并不难，首先要控制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一种坚持做音乐的方式。你认定自己是一个做音乐的人，就会形成良好的习惯和作风，事业上大起大落不可怕，你的内心是稳定的。
再见理想
随着老崔一起老去的前摇滚迷们，看这几张图片唏嘘几声，一笑了之。
记得老崔成熟时
李钰(媒体人)我不喜欢崔健。至少是现在的。都落伍了，跟不上潮流了，还觉得自己很牛。
史迪(前摇滚乐杂志主编) 对于我个人来说，现在的他有点较劲，企图证明自己还年轻。但他最动人的地方，还是对细腻情绪的把握，一击中的。比方说，像《蓝色骨头》。
黄燎原(乐评人) 真理永远在少数人手里，少数人影响时尚，影响未来。我不觉得老崔没有影响力了。其实他的音乐对于他仍然在前进中，只是时过境迁了。而且很多人怀旧，不愿意接受“新”的事实。
我们不喜欢过去但还是要干下去
文_邱大立
在上世纪80年代刚过一半时，崔健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敏感符号，和麦克·杰克逊为首的西方流行乐同时出现在中国人的面前。他决定要发明一种新的歌唱方式。他渴望自己真正像一个人一样去学习思考，学习寻找专属自己的身体、生活。他的揭竿“造反”揭开了中国摇滚的第一个10年。在上层建筑的视野里，他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里通俗音乐界第一批被孤立、敌视和打压的对象。1987年初，他因改编经典红色革命歌曲《南泥湾》而遭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被迫从北京歌舞团辞职，但是他没后悔。
因为，摇滚乐不需要去单位报到上班，摇滚乐也不需要被任何人和权力批准。崔健曾经像每一个最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有单位，有领导的关心与管理，有条不紊地过日子，但是在有一天他找到摇滚的时候，他知道一切都可以飞了。他不相信中年人和老年人可以为这个国家改变什么，他信任青年，他认为青年可以用一种叫“摇滚乐”的东西去纾解逐渐硬化的脑神经，他觉得这种没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可以让人们理解什么叫自由。1993年，当迫于现实环境强大压力的崔健被封杀时，摇滚乐却在中国雨后春笋般地滋生了。但是在90年代中国经济洪流的强大冲刷中，这些崔健精神上的养子并没有保持住思考的冷静和创作的独立性，当他们前仆后继地与一间间摇滚唱片公司签约时，崔健艰难地在全国各地一场场小型演出中推敲现场的力量。崔健是中国流行音乐的掘墓人，中国人的审美标准注定不能真正地接纳他。
1994年8月，崔健发表的专辑里有一首歌叫《盒子》，1993年9月，彼岸的“涅盘”乐队发表的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心形的盒子》。在八九十年代交接的时候，崔健正是打开了中国人精神的一个心形盒子。九十年代，当每个人在一夜之间突然明白要赶快去谋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时，崔健也自然地从一个理想青年蜕变为一位百战不殆的音乐家。
从1989年到2009年，崔健带领我们进行了一段一无所有的长征，中国人终于明白：从中国人民到中国公民，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幸好，我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人；幸好，这儿的空间不大不小，刚刚好。
来源：南都娱乐周刊 编辑：袁贺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