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艺术观的局限，一度迷失方向
20世纪30年代初，十里洋场的上海聚集了许多寻欢作乐、追求刺激的有钱人。适应这一群体社会生活的需求，黎锦晖从1927年开始写作“家庭爱情歌曲”，如《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并在国内逐渐广泛流传。1929年，黎锦晖在南洋写作100首“家庭爱情歌曲”，更使他在这一创作领域名声大振。1930年后，这些歌曲随着明月歌舞团在全国各地的巡演和被各大唱片公司争相灌制为唱片，进一步在全国流行。由于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这类歌曲在黎锦晖的音乐创作中也逐渐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黎锦晖投入精力写这些歌曲，除了商业需要外，也与他对“平民音乐”的理解和艺术追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他看来，他的这些音乐也是一种“平民音乐”，虽然不能和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相比，却总要比《十八摸》、《打牙牌》之类民间俗曲进步。同时，他也对艺术家的社会责任缺乏应有的认识，认为音乐不能承担起救亡的责任。尽管黎锦晖在创作这类歌曲时，起初还为自己定了“十不写”的戒律，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在腐朽社会风气的影响下，特别是受商业利益和市场需求的驱使，他开始逐渐步入歧途，将自己的音乐活动和艺术追求转向单纯追求娱乐和经济利益。特别是他写了一些内容媚俗、格调不高的爱情歌曲和舞厅音乐，为达官贵人在舞厅伴舞。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迷社会风气里，“黎派歌舞”风靡一时，反过来更加助长了当时上海等大都市醉生梦死的颓废风气，给社会文化生活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造成不良影响。这种与当时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极不相符的歌舞艺术，遭到包括聂耳在内的社会有识人士的严肃批评。（参见拙文《革命新兴音乐的旗帜，自学成材的音乐巨人》，载于2005年9月8日《光明日报》）
今天看来，尽管黎锦晖当时有靠“一支笔”来养活几十口人的苦衷，尽管1925年他就写过支持北伐战争的《欢迎革命军》等歌曲，“九一八”事变后又率先写了《义勇军进行曲》、《追悼被难同胞》、《向前进攻》等抗日爱国歌曲，尽管他的“家庭爱情歌曲”在今天看来也算不上是什么“黄色歌曲”，但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下，他未能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文艺宣传活动中，肩负起一位有重要影响的音乐家应尽的社会责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离开上海，走上积极的人生和艺术道路
从1932年开始，聂耳因不满黎锦晖的办团方针离开明月歌舞团，另一部分演员则为了追求个人出路纷纷离团转向电影业发展，红极一时的歌舞团开始走下坡路。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民众抗日救亡热情日益高涨，到1935年前后，黎锦晖的“家庭爱情歌曲”也逐渐失去了市场。1936年6月，黎锦晖在率团赴南京演出后，结束了与歌舞团的关系，并接受田汉要他早日离开上海，以免被敌人利用的忠告。他让夫人梁惠芳去上海处理未了事宜，自己则从南京直接返回家乡。同时，他也在有关进步人士的批评和帮助下，断然停止了持续近十年的“家庭爱情歌曲”创作。
关于这段历史，黎锦晖在1956年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1932年前后，好几位朋友——如田汉、任光等为了爱护我、帮助我，向我忠告；聂耳经常到我家来，提供许多宝贵的意见……我丢不下小集团生活的包袱，没有真诚地重视朋友们善意的教导。不过，到1936年，我走到歧途的绝路时，这些忠言仍然发生力量，拉我一把，把我从泥坑挽救了出来。”他还感慨地说：“环境蜕变，有所警惕，终于奋力自拔，未陷沉沦。”
回到长沙后，黎锦晖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继续从事平民教育和国语教材的编写工作，同时以积极姿态投入抗日宣传工作，与罗靖华合作谱写了29首抗战歌曲，出版了《中华民族战歌》第一集。随后，他经江西转赴抗战大后方重庆，参加一些进步文艺活动，曾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任编导委员。期间，他为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虎符》谱曲配乐，受到普遍的好评。他还曾向有关进步人士提出到延安去，但未能如愿。
新中国成立后，黎锦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等工作，并兼任中国音乐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在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他的《浙东与各地民歌、大埔大调》，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黎锦晖是“五四”运动前步入社会的一位音乐家。他所选择的路，许多是前人没有走过的。他除致力于推广国语和改革儿童教育等外，在音乐艺术方面有着一系列的创新和建树。他开创近现代儿童歌舞表演曲和儿童歌舞剧的崭新体裁，创办第一所专门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编写流行通俗歌曲等等，无一不是20世纪我国音乐史上的创举。我由此想起了德国音乐家勃拉姆斯对“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评价：“他总是能够不断地创造一些新东西，这就是他和我们最不一样的地方。”
艺术的发展和繁荣需要创新。环顾古今中外的音乐史，我们发现举凡受到后人重视和研究的人物，最主要的是他的作品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做出了有利于音乐艺术发展的开拓性贡献。今天我们依然重视和研究黎锦晖，也正是因为他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特别是开创了近现代儿童歌舞音乐事业。尽管他生前身后毁誉相随，我们还是要很好地借鉴和发展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以改进我们的儿童音乐教育，进一步提高素质教育的水平。（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