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在线消息：尽管在当今时代，精英文化及其产品——文学——越来越受到大众文化的挑战和冲击，但一个令人难以解释的现象却凸现在我们的眼前：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最近20年里仍不断地在东西方语境下为学者和艺术家们讨论和研究，他的剧作仍不断地被东西方的戏剧艺术家改编在舞台上上演。往年，他的剧作在全世界的演出场次仅次于莎士比亚，在今年，为了纪念他逝世100周年，各国艺术家争相上演他的剧作，从而使其一跃而位居世界戏剧艺术家之榜首。我认为隐藏在这表面现象之背后的恰恰是审美旨趣的嬗变：从易卜生主义到易卜生化。

 
我曾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易卜生为什么如此受到观众青睐和学者们研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剧作中所蕴涵的多重代码。通过仔细的考察，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易剧中除了现实主义等文化代码外，现代主义或现代性也成为其最重要的代码之一。在他的后期剧作中，甚至还蕴藏着一些后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文化代码。这一点使得易剧至今仍与当前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讨论密切相关。当他的剧作《群鬼》最初上演时，易卜生曾受到同时代批评家的猛烈批评，但他毫不退让，反而自豪地宣称，“所有这些抨击我的剧作的小人和骗子们总有一天会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受到毁灭性的审判……我的著作属于未来。”他的确是为未来而写作的，这已被今天的“易卜生热”所证实。也就是说，易卜生的艺术并不是短命的，而是向未来时代的不同解释开放的、并具有永恒魅力的艺术。

在易卜生及其戏剧艺术的影响和启迪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兼通中西文学艺术的戏剧艺术大师：曹禺、洪深、欧阳玉倩等，他们创作出一批具有易卜生精神特征的优秀戏剧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精心刻画出一批令人难忘的易卜生式的人物。因此，易卜生的形象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实际上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变形”，它超越其了固有的“本真”特征，而是成了一个“建构”出来的形象。既然易卜生已经成为向所有当代理论建构和阐释开放的一个西方经典，既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易卜生学者建构出了不同的“易卜生”，那么我们中国的易卜生研究者为什么就不能结合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创造性转化重新建构一个中国语境下的易卜生呢？

当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通过对莎士比亚剧作的仔细研究和考察，提出了莎士比亚化(Shakespeareanization)这一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受其启发，我结合易卜生的艺术成就以及其对现代戏剧艺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产生的广泛影响，不妨提出我自己的美学建构：易卜生化(Ibsenization)。我认为，当今的国际易卜生研究界正经历着一个从意识形态批评到审美阐释的转折。具体地说，从思想层面来评价“易卜生主义”到从审美理论层面来阐发“易卜生化”的转折过程。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易卜生及其作品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东西方文学研究者和理论批评家的不断阐释和建构，其中从意识形态角度建构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易卜生主义。显然，我并不想否认他们这些有着重要意义的理论建构及其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现代性的巨大影响，但我在此却要呼吁在中国的易卜生研究界出现一种“美学的转向”。如果我们承认莎士比亚剧作的巨大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把握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之脉搏、并达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之境地的话，那么我将继续提出这一结论：易卜生的剧作，尤其是他的后期作品，同样准确地把握了19世纪后半叶的世纪末精神之脉搏，达到了现代主义和先锋主义完美结合的境地。如果并不否认，莎士比亚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其鲜明的、立体的人物刻画，尤其是起对男性的人物刻画，那么在一个男性中心意识解体的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易卜生化的精髓便体现在他对女性人物的鲜明个性特征的刻画。如果我们认为莎士比亚化作为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早期的美学原则的话，那么我们则可以进一步推论，易卜生化则完全有资格成为现代主义高涨时期和后现代社会的美学原则。它对后现代社会文学艺术的创作的指导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得到确认。我认为这也许是我们中国的易卜生研究者可赖以与西方乃至国际同行进行平等对话的一个新的平台。（来源: 中华读书报 作者: 王宁　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兼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