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国际秩序观的谬误及其危险性

安倍内阁在历史、领土问题上的行为种种，生动地折射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扭曲的战后国际秩序观。其一，无视秩序形成的历史背景与逻辑起点。诞生于二战尾声的联合国宪章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战争的深刻反思，体现了盟国清算、惩戒及限制轴心国，防止其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复活的正义意志，并以此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日本战后将“the United Nations”（联合国）译为“国际连合”，刻意淡化昔日轴心国形象、消弭与盟国曾经的敌对关系，长此以往，右翼保守势力未能蒙蔽世界，自己却陷入了自说自话、入戏过深的幻境。

其二，将美国奉为联合国，将日美关系放大成日本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日本动辄以《旧金山和约》、《冲绳返还协定》为据，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殊不知，奠定战后国际秩序法律基础的，不是美英对日片面媾和的《旧金山和约》、美日私相与授的《冲绳返还协定》，而是规定日本归还中国领土、限定其版图范围的《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而且，日本自己对此也是接受的。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书宣示“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从而也就承担起了履行《开罗宣言》的义务。日本1956年加入联合国、1972年与中国恢复邦交，都是在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前提下实现的。

其三，无视战后国际秩序的道义、道德层面。国际秩序不仅包含权力分配、制度设计等硬件部分，行为规范、道德诉求也是其重要构成。战后日本在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和冷战时期美国的庇护下，实现了“经济神话”，而对那些它认为于己不利的秩序层面，却越来越露骨地采取了“坚定的修正派”立场。日本政要屡屡发表“侵略定义未定论”、“东京审判不公论”、“参拜战犯正常论”和“效仿纳粹修宪论”，全面为侵略历史翻案，跌破了人类道德底线，也直接构成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否定。日本外交道德感的丧失，频频显露于多边、双边关系中，国际道义形象加速下坠，“价值观外交”“节操碎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