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汝蘅:我关心天桥一带的文化氛围
中国芭蕾舞团成立了50年,而赵汝蘅从事芭蕾事业已有53年,做过演员,当过领导,她几乎见证了中国芭蕾事业从无到有的完整进程。而今作为政协委员,赵汝蘅觉得责任特别大:“要反映的问题和要带回去的方向,都特别重要。我也特别愿意参加这样的会,能学到很多东西。”
芭蕾舞团座落在宣武区五十年,赵汝蘅关心的焦点也自然地落在了宣武区天桥一带的文化氛围:如何打造一个优秀的演艺园区。
这一提案也引起了朱军的共鸣:“在金融危机之下,在我们在筹划如何拉动内需时,让大家有好的去欣赏艺术——这也是应做的另一种努力。”
关牧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政协委员关牧村这回带了两个提案。一个是培训事业,“现在待业人员这么多,培训的工作应该跟上去,让他们的技能和素质都能适应现在的发展。”
再就是慈善的中间平台。关牧村希望建立一个网络的平台,定时、有定点在社区,长期不间断。“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把不用的东西如衣服、被子消毒弄干净后,送到定点的地方,再送给贫困地区。家长带着孩子去,对孩子也是一个好的教育。”
提出这两个提案,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关牧村受到亲身经历的触动。春节时,她照例去探望了自己从前在工厂工作时的师傅。师傅窘迫的生活境遇,令关牧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职责。“我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社区也好,各个这种慈善部门也好,做起来这样的(慈善)工作,通过做具体的事情,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夏菊花:建立国家马戏院是二十多年最大的愿望
1964年,夏菊花第一次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了人大会议。从选举老一辈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到聆听温家宝的报告,夏菊花的人大代表一直做到今天。主持人朱军现场抖了个包袱:“夏菊花老师任人大代表的年份跟我的年龄一样,45年了。”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夏菊花的今天。”在六岁就开始练功的夏菊花心中,杂技是祖国的艺术,民族的艺术。“杂技在中国已经由3000多年的历史,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也是杂技艺术,这二十多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北京建立一个国家马戏院,使杂技艺术更加丰富多彩、发展前进。”
图左起为张抗抗、冯骥才、韩美林
张抗抗:原创权利是一切权利的最高权利
2008年夏天,张抗抗沿着黑龙江边作了一个调研。她去了一个没有到过的边境农场,发现虽然农场也有了不少大型机械,但文化设施还是很薄弱。农场的工作人员尽其所能,用非常简陋的房子建了一个常识纪念馆,里面还有少量的丛书。
张抗抗说自己是从农场出来的“北大荒知青”,回头看到这些,感触横生,于是有了她的第一份提案:国家的文化重点工程,要加大对边远地区的支持力度。
另一份提案来自她平常的思考积累:关于完善创新机制中,对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的过程中,著作权的维权。“提案我是跟中国电影协会的会长王兴东委员联合做的,所以不是完全站在作家的立场上,电影协会他们也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大。”
在张抗抗看来,现在在讲创新或文化创意,但如果创新的结果不能得到保护,创新机制是没法激活的,或者说,创新的成果不能进入良性的循环。她语重心长地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奥运会上,运动员入场时,走在最前的不是东道主,也不是字母A打头的国家,而是希腊队,因为希腊是奥林匹克的发源地,奥林匹克的首创,原创者。在《伯尔尼公约》里,原创权利是一切权利的最高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