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正步”亮相天安门广场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50年的中国大地，到处回响着这让人扬眉吐气的欢快歌声。红旗几乎插遍了全中国，全中国几乎就是个大解放区。
四万万同胞身心大解放，城市和乡村满是笑脸，满是歌声，满是阳光。
钢铁、电力、粮食、药品……那年头几乎什么物资都紧缺，但不缺人民群众对新中国的热爱、信赖和期盼。
参加1950年国庆一周年阅兵典礼的部队官兵，有的在接受检阅后19天，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再次投身硝烟弥漫的战场。3年后，在首都北京天安门的国庆观礼台上，胸前挂满勋章的志愿军英雄们接受了受阅官兵的郑重礼敬。
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新中国，她从满目疮痍的大地上刚刚站起来，就经历着一场又一场考验。
当我们在大连舰艇学院干休所与孙国桢老人谈到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时，老人考问我们：“你们知道吗，1954年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
于是，那久远的欢庆锣鼓声也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响起，孙老深情地告诉我们：“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是在1954年国庆前夕召开的，颁布了新中国的《宪法》。”
1954年10月1日的阳光一定格外灿烂温暖。
刚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如同一个充满理想、飞快成长的阳光少年。
部队在天坛公园里公开集训 文明练兵科学练兵要求更高
“50年代初的国庆阅兵训练与今天有什么不同，你们知道吗？”孙国桢老人自问自答：“那时候，国家的财力有限，部队的条件也不好，不可能建专门集中训练的阅兵村。我们参加国庆阅兵的集训官兵，就住在天坛公园里。”
从1952年起，全军的院校方队，集中到北京的天坛训练。祈年殿、圆丘、回音壁那一条线上，也就是北京的中轴线上，过去皇帝祈天的通道，成了部队的训练场。住哪儿呢？住帐篷。北京军区派工兵统一搭起的布帐篷，挡风挡雨不挡漏，下大雨时帐篷里常常闹水灾。
因为住的是天坛公园，天坛公园中外闻名，不能不对外开放，所以参加阅兵的部队的训练，在那个时候是开放式的。“那些每天到天坛‘遛弯’的北京老人，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可以看我们训练。这样公开训练，给了我们更大的压力——不敢马虎，怕出洋相，这事关解放军的形象！”
早在1951年，担任海军院校阅兵方队总教官的孙国桢，就开始摸索部队正步走的操练。
我军最早的“正步”步伐，是从苏联军队的队列条令中引进的。在具体的训练过程中，又不能不根据我军的实际情况作较大幅度修改。例如，苏军的队列条令规定，正步行进时，战士的目光不是向前平视，而是头向上仰30度，充分体现自豪感；但我们历来强调“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如果我们的战士这样，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就容易被人误读为“趾高气扬”。还有，苏军正步走摆臂幅度很大，向前摆时，手臂一直要摆到与下巴同高；而如果我们的战士也把手臂甩那么高，有些老百姓就会议论：“这些小伙儿这么夸张在干吗？”
所以，我们的正步走，学“英国皇家海军式”不行，照搬苏联军队也不行，得有中国特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列条令最后规定：正步走时，头要正，两眼平视，手臂摆到胸前。
为了练好正步走，孙国桢和同事创造了两个分解动作，即“一步一动”、“一步两动”，主要练习踢腿、摆臂动作的规范，以及踢腿与摆臂动作的配合、协调。
分解有分解的好处，便于发现和纠正单兵的痼癖动作。但分解动作练多了，用队列训练的行话说“拔慢步”拔多了，新问题也来了。“拔慢步”拔得越多，有些学员就越不会走，因为腿变硬了；而且“拔慢步”解决不了重心前移，步幅会打折扣。更要命的是，队伍合练难度更大。
走在方队中，有一个人重心不稳、耐力不长、姿势保持不好，整个横排就很难保持在一条线上，整个纵队也容易走得起伏不定。这一来就难达到规范要求：横排，像门板一样平稳前移；纵队，像所有人穿在一条线上；方队，各条对角线和斜线保持像刀切割一样的线。
学员的训练负担和烦恼，引发了孙国桢的思考和探索：用什么训练方法才能解决好重心前移、重心平稳、重心保持在一条线上的问题？这是孙国桢一辈子从事队列训练都在探索的问题。
全国女子跳高冠军郑风荣的跳高动作给了他启发：动作协调，助跑有力，通过增加蹬力和反作用力，跳得就高。这是人体生理结构和运动规律决定的。这启发了孙国桢：应该把队列训练和人体科学联系起来，把队列训练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这成了他训练中的重要一招。
当时，受阅部队在天坛的训练，还有好多小插曲。孙国桢他们发明了“小棍标量训练法”。训练时，方队的教练员每人手中提个直棍，75厘米长，既用来量步幅的大小，也用来量踢脚的高低。一横排，20个人一齐踢出腿，一个一个量过去，前面的量着，后面的不能动。群众看了，小声议论：“解放军还让战士罚站呀。”训练中上操下操，见教练员手中都拿个小棍，老大爷、老大妈们又议论了：“怎么那个解放军还打人啊？”为了不让群众误会，孙国桢他们想出办法，让教练班长们把小棍捆成一捆，到了训练场上再分发，但群众还会误解。干脆，撤掉小棍，每人发把米尺，这下老大爷、老大娘们看明白了，恍然大悟道：“走路还用尺量，难怪解放军的队伍这么整齐。”
孙国桢老人感慨地对我们说，现在回想起来，新中国建立初期，基层人民群众觉悟都很高，他们关心我们的训练，他们的议论，甚至批评，体现了关心部队、关心国家大事。而我们在公开环境中训练，对文明带兵、文明训练、科学训练的要求也就特别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