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与合法之间还有多远

其实，钱并不是收养之路上最大的困难，崎岖坎坷在每个环节都会出现，比如遇到人贩子、骗子，或者“宝妈”、“宝爸”后悔了。

倪挺（化名）就碰到了一个骗子。

“有一个两岁的女宝宝要送养，虽然孩子有点大了，但我真的很喜欢。”对方给倪挺发去了孩子从出生到现在的照片，这让倪挺爱不释手。

接着，对方又向倪挺提出了一系列条件：收养补偿、联系落户、联系幼儿园等。在倪挺把所有事情都落实了之后，对方提出要坐飞机来倪挺所在的城市当面交流，于是，倪挺又忙着订机票，订酒店。

但是，倪挺最终并没有在机场等到“宝爸”的身影，“回家一查，他们直接退票了，我买的都是全价票呀！”

另一位来自北京的“领妈”陈娥（化名），确实被孩子的亲生父母“忽悠”了。

她今年已经36岁，因为输卵管问题，一直无法怀孕，光是人工授精就做了5次，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去年，陈娥夫妻联系上了一个山东的“宝妈”。

“孩子生完3天以后，正是除夕，我们连夜赶回北京过年。”陈娥回忆说，新生儿不能坐飞机，坐火车又怕被查出来，只好开车回去，“连开了6个多小时，差点翻车”。

幸福去得太快。12天后，孩子的父母找上门来，强行从陈娥这里要回了孩子。

陈娥说，在生产之前，双方已经签订了协议，承诺了“永不相见”，甚至还摁了手印。

但她不得不把孩子还回去，“协议有什么用呢？我又不能去告她。”

正由于此，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从儿童权益的角度给圆梦之家判了“死刑”。

他认为：“网络收养的产生虽然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但是它并不受政府监管，之后容易产生纠纷，到头来还是给孩子造成了伤害，留下了许多的后遗症。”

王振耀坚持，送养孩子的条件应该“越严格越好”。

“全世界的收养都是非常严格的，必须以孩子为本，重视对儿童利益的保护，人有基本的尊严，不能把人当做商品，应该慎重一些，有一套严格的监管体系。”他说。

在王振耀看来，中国的收养体系最大的问题在于儿童福利制度存在“三无问题”：“第一是无儿童福利法，第二是无儿童福利行政指导体系，第三是无基层的儿童福利设施。在三无的状态下，社会对儿童福利还没有最基本的概念，这是最悲哀的事情。”

姚建龙认为，要改善当前的民间收养现状，需要民间与政府的配合。

“不要把民间与国家收养分得那么清晰，只要有利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能让孩子有最好的归宿，就应该接纳它。”姚建龙说，网络收养平台只要不存在贩卖儿童等非法行为，就应该允许它的存在，但需要政府的审核批准。姚建龙表示：“政府应该加大对儿童福利方面的投入，搭建信息平台，将网络收养平台纳入监管体系，将其规范化。”（记者 李丽 实习生 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