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风问题关乎国家命运。
《大学》讲的也是大学风，即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学风。可贵的是《大学》将学风问题与治国实践相联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正其心；正其心，当先正学风。学风不正，无以修身，无以齐家，最终是无以治国平天下。
学习之难，不仅难于论“道”，更难于“明德”；不仅难于“致知”，更难于“格物”；不仅难于“求是”，更难于“实事”。脱离“实事”的“求是”，与不经“格物”的“致知”及不经“明德”的求“道”一样，是没有一个不失败的。
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其焦点不在“明德”，而在论“道”；30年代毛泽东与王明之争，其焦点不在论“道”而在“明德”。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基于“明明德”、“格物致知”，继而“实事求是”学风和认识路线的杰作：与陈独秀、王明等不着边际的空论不同，毛泽东将共产主义的大道的应用于中国实际，从中国之“德”中求出共产主义之“道”，又使中国之“德”孕育了共产主义之“道”，中国革命就取得了胜利。
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警醒于20世纪30年代惨败之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延安学风，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殷鉴不远：苏联没有倒在西方的导弹之下而是倒在严重脱离实际的认识路线之中，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如果还不能居安思危并警醒于这段教训，那我们也有可能重蹈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90年代苏联共产党的旧辙并再犯同样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