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胡教授，您从战略上，经济上，还有从发展模式上谈到我们国家提出减排这样一个目标的重要意义，但是目前我们回归到哥本哈根的谈判，它目前处于一种焦灼状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可能看到我们有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七十七国集团，如果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减排的目标，我们怎么样去协调和我们发展中国家集团这样一种关系？

【胡鞍钢】首先我觉得气侯变化是人类共同的挑战，稳定全球气侯这也是我们称之为“世界最大的公共产品”，而不管它是谁提出的，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是否哥本哈根会议达到世界共识，世界契约，世界行动，世界协议的话，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世界它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利益，会有不同的诉求，从目前来看是两大阵营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也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像非洲这些岛屿国家，沿海国家，因为我本身在这个学期专门给非洲班教课，大约有二十几个国家，将近不到四十个学生，那么当我们讨论气侯变化的时候，他们非常关心他们本国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班上有两个马尔代夫的学员，他们非常关心中国政府能否做出减排承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都受到气侯变化的影响，即便是孟加拉这样的亚洲国家，因为它处在低洼地也是受到气侯变化的强大的影响，随着海平面上升。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发展中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口大国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大同意公开承诺减排的。说白了就是中国跟印度，当然我们也知道上一次会谈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中国跟印度，或者说中国考虑到印度的利益没有推动。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但我们也希望在这次哥本哈根的会议上来看我们应该做出承诺。为什么这么讲？我自己也分析这个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可以说气侯变化受害最大的国家，实际上我早在1989年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当时我们在国际报告曾经根据一位老先生的研究，曾经做过计算，就发现平均每年的自然灾害唐朝要比隋朝高，宋朝要比唐朝高，那么明清越往后它每年遭受的自然灾害就要高。

第二个我们又研究了1950年以后，成灾面积了受灾面积就发现50年代之后，成灾面积和受灾面积迅速的上升，而后我们又做了一些相应的研究，我给你举几个数据，我们是按照成灾面积来计算粮食的损失，在50年代大约平均每年损失量是三百八十万吨，占我们当时总产量的2.1%左右，到的90年代它的损失量由于我们单产提高又达到三千二百九十问吨，占我们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就上升到7%，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这个损失量占我们全部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7.34%，因此我们看到自然灾害对中国不仅频率发生，而且它的损失量是巨大的上升。因为很多的研究气侯变化的人没有去研究自然灾害对我们农业大国的影响，为此我们还专门有一本书叫《中国自然灾害与经济发展》，在1997年正式出版的，1998年又做了第二版，那个里面有详细的研究和讨论。

因此我个人来看，哥本哈根会议实际上在我看来是一个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一个最好的机遇，当然各个国家都希望免费搭车，可能别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搭车了，但是中国是不可能的搭车的，必须提供这样公共产品，谁让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谁让我们人口众多呢？谁让我们国土面积大呢？这三条恰恰是1956年毛泽东曾经谈到，为什么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就是谈了这三条。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时候已经来临了，我们应该清醒的意识到，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称之为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政府和世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恰恰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当中所表述一个重要的观点，因为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向全世界承诺，中国在环保上与世界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这不仅是符合我们的利益，也是我们和平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合作的一个基本的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