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回翰林院图

　　汉代太学制始于董仲舒的建议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成贤国学馆在北京孔庙大成门前举行传统拜师礼活动

　　上世纪20年代的祭孔仪式

　　晚清翰林院编修宴请英国商人

9月，又一批莘莘学子即将走进大学校园。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知识殿堂，是绝大多数学生的梦想之地，也是越来越多中国人求学的必经之路。

1.

高等教育和官员养老的奇妙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教育和传承的国度。很多人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西欧，其实我国早在舜禹时期（公元前2000多年）就已经有了类似大学机构的记载。舜禹时期已经将教育机构分为“大学”和“小学”两个阶段，称之为“上庠”和“下庠”。到了夏代称之为“东序”和“西序”，商代称之为“左学”、“右学”。

这里所说的“庠”和“序”，按照《说文解字》中的解释，“庠”是指礼官养老的地方，夏代称“校”，商代称“庠”，周代以后称“序”。在《礼记》中就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的记载。汉代郑玄做注解的时候又说，“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

这就产生了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为什么我国古代将官员养老的地方与高等教育机构放到一起呢？答案很简单，国家将这些“离退休干部”和岁数较大、德高望重的老人集合起来，为年轻学生讲授各类知识。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知识更好传承，同时宣扬尊老敬老的中华美德。

为保证教学的权威性，这些“离退休”的老教授们被赋予等级很高的官职，如《尔雅》中记载，“庠序，官也”，这就产生了我国古代一个极具特色的制度，老师不仅是授业恩师，而且还是学生最直接的领导。这样做的负面效果是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年轻人的创新精神，任何对教授者有质疑和独树一帜的行为，在当时多被视为“不端”或“不正”，轻则接受惩罚，重则被直接开除，永不叙用。

这种“亦师亦官”的做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以至于发展到官场上某个老师一倒台，他的“门生故吏”大多受到牵连。其中最惨烈的当数明代的方孝孺案，明成祖在诛九族的同时，将“师族”算作第十族，盛怒之下将方孝孺的所有“门生”一并斩首。

2.

储君、王族和百姓上学年龄不同

有学者曾指出，我国古代大学教育缺乏类似于西欧大学的综合性教育，实际上我国自夏代开始，就将“六艺”作为小学和大学教授的主要课程，按现在话讲就是“教学大纲”。“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包括了现代意义上的数学、语文、体育、音乐、军事、政治、宗教等科目。其中“礼、乐、射、御”被称之为“大艺”，是学生们要在大学阶段学习的科目；“书、数”称为“小艺”，是学生们的小学基础课。

也就是说，古时候学生们在学完语文和数学后，才可以学习诸如管理国家、音乐、军事等重大科目。即便是按照现代的教育理念来看，这也是相当科学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的科目也逐渐丰富，到了唐代已经有文艺表演专业，宋代已经有土木工程专业，明代则有了正规军事学院。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古代对高等教育的入学年龄和教学年龄也同样有所规定。西周时期规定，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贵族子弟十三岁入小学，二十岁入大学；一般人则十五岁入小学。

这样的规定耐人寻味，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血统论”，认为王公贵族子嗣自然天资聪慧，可以较早进入学校；二是为了刻意拉开储君、王族和一般百姓的教育程度，以维护王权统治。同样，对于大学教授的年龄也有规定，“博士”年龄必须在50岁以上。这样的规定在后世执行起来有些松懈，“成名要趁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多后世官员在而立之年就有了“博士”的头衔，历史上也有官员在面对朝廷赐予“博士”头衔之时，主动以岁数未到（《礼记》中规定的50岁）而请辞，这种主动推让官衔的做法为世间称道，但是能面对荣誉和权力不动心的人很少，仅在东汉发生过几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