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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科举制让国子监成为应试教育鼻祖

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度成为国家官员出处的主要来源，国子监逐渐开始超越太学成为宋元明清时期国家最高学府。这个时期国子监的职能除了日常教学外，还承担着如今教育部的管理国家教学的职责，很多国子监的讲师教授，还兼任“国家教育部”的行政职务，如北宋著名学者程颐曾任判西京国子监。

这个时期国子监讲授的课程较之以前有所不同，由“六艺”改为“六学”，“六学”是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到了明代科举改为八股取士以后，国子监课程也相应做出了调整，即研习“四书”、“五经”、“理性大全”以及各式律令等。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大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备考。

自科举制出现，尤其是明代以后，国子监由原本精英教育的基本职能，逐渐转变为应付科举考试的备考职能。理由很简单，国子监和太学不一样，太学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得到官职，而国子监毕业后还得需要考试，经过淘汰后才可授予官职，中国的应试教育鼻祖应运而生。虽然科举取士有众多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大学毕竟不单纯是备考机构，以应考的心态学习，怎么能达到培养多方面发展人才的目的呢？因此，自国子监成为“备考培训机构”开始，预示着我国古代大学与欧洲大学产生差距，至今影响仍在。

以史为鉴

出售“毕业证”导致消亡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高学府国子监没落的最终原因，在于“纳粟入学”的出现。

自明清开始，一些没有经过初步入学考试的有钱人家子弟，为了能进入国子监“镀金”，可以通过交纳一定量的粟米免试入学，甚至还可以“函授”教育。这些粟米的数量在100石至800石不等。

一开始，“纳粟”的数量较高为800石，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了，按照明宣宗时期法律规定，死刑犯“免死”只需交纳80石粟米，可想而知，800石粟米十倍于此，一般人是绝对交不起的。后来，国家为了搞“教育创收”，逐渐将“纳粟”数量减为100石，以达到薄利多销之目的。

“纳粟入学”制度衍生出一系列所谓的“教育创收”行当，到了清代，国子监的“毕业证”甚至可以通过法定渠道买卖。只需先向吏部交纳108两白银的“护照费”，然后再到国子监交纳一两七钱的“监照费”（手续费）后，即可到手一张如假包换的“学历证明”。

据史料记载，清代每年国子监创收仅手续费就达到14万两，也就是说，每年有至少8万名学员未经考试拿到“毕业证”。实践证明，以出卖国家教育作为盈利模式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国子监到了1905年走向没落，被学部所替代，随之消亡的是诞生国子监的封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