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贵族子弟陪太子读书可备选高官

我国大学教育机构的发展到了汉代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专业性机构——太学。所谓太学，就是太子学习的意思。太子一个人念书可能会略感寂寞，而且效率也不高，所以，朝廷一般以贵族子弟为核心列出一班适龄孩童陪读，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古代最高学府。

这种以“陪太子读书”肇始的太学模式，从一开始就蒙上了贵族面纱，参学者称“太学生”，学校称“太学院”，主讲老师称“博士”。从这一超华丽的太学组成，就能看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另一主要特征——养士。

试想一下，这群孩子从小就被顶尖教授指导成长，身边玩伴不是太子就是王侯将相后嗣，甚至可以直接见到皇上（皇帝有时会客串讲师，例如汉明帝就特别喜欢四处讲学），出入宫禁，平时由禁卫军陪护，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一经毕业就被授予各种官职，太学也就成为培养大臣和保卫王权的摇篮。

很多朝代都有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太学毕业的学生只要考核及格，就可以直接授予高级官职。如魏晋时期太学生毕业直接授衔“郎中”。所谓“郎中”就是皇帝身边的机要人员，一般是从六品以上官职，按现在话说，这些学生毕业后直接任命副厅级以上官职。所以，太学成为历朝历代为朝廷“养士”的主要场所。

自汉武帝正式创办太学以来，太学生生源不断增多，以前仅以皇族子嗣为主要成员，后来发展到高级官员子嗣也可候补参加。等到王莽篡汉的时候，王莽以儒生自居，扩充太学生上万人。起义军开始攻打京师时，王莽没有率军抵抗，而是带着上万儒生去“哭天”，谁哭得凶，谁就能当场得到官职。于是太学院上演了一出有史料记载的上万人的“哭天行动”，还没等哭完，起义军就将王莽杀死，太学生一哄而散。

4.

国子监破除“血统论”吸收人才

太学虽然是我国古代名义上的最高学府，接受太学教育的人多被称为“国胄”或“世胄”，但因其贵族特点和规模限制，不可能在全国推广，也无法圆更多人的“大学梦”。于是“国子监”作为隋唐以后至明清时期最主要的教育机构出现了。

国子监设立的初衷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太学生源太过狭窄，很多贵族子弟从生下来就已经继承了祖辈官爵，所以不必再进行额外努力，这就导致太学无法培养出真正的国家栋梁。尤其到了魏晋以后，贵族子弟大多骄横无知，根本无法承担偌大帝国的管理工作。所以，扩大人才培养范围就成为统治者的必然之举，国子监应运而生。

令人没想到的是，国子监的出现竟然成为影响中国与西欧历史发展方向的原因之一。

在欧洲历史发展中，贵族和神权是两大支柱主线，世俗事务由贵族统治，神权事务由教会统治。贵族生下来就是贵族，只要不违反法律，连国王和皇帝都无权剥夺其权利；平民生下来就是平民，不管立了多大的功劳，最多只能封为不可继承的“爵士”头衔。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从未有过平民起义称王称帝的主要原因。这种“贵族式”统治客观上造就了欧洲法治和民主的传统，也为日后资产阶级革命埋下了伏笔。

中国在汉代之后至魏晋已经形成“士族”，所谓“士族”是区别“庶族”而言的，前者是贵族，后者则是平民。士族子弟从生下来就可以得到官职，从进入太学学习到做官是顺理成章之事。而庶族除非有特别的功劳，一般不会授予官职，更不会封侯拜将。我国士族制度东晋发展到了顶峰，甚至士、庶两族互不来往，禁止通婚。

从这一点上看，这一时期的中国与欧洲并无本质区别。可是，中国地域辽阔，人口稠密，仅依靠那一小部分的士族无法做到有效管理，而且我国统一和平的时期远远超过欧洲，士族子弟经过几代的歌舞升平之后，大多腐朽衰落。摆在统治者面前的就只剩下另辟蹊径招贤纳士这条路，即利用与太学并行的国子监来接纳非贵族子弟，通过教育和考察为国家吸收人才。

国子监又称国子学，自晋代建立后，入学的学生素质较之太学生有很大提高，逐渐发展成为可以与太学中贵族士族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后来到了隋唐以后，科举制应运而生，更多的平民可以通过学习和努力参与到国家管理工作中来。从这时候起，庶族发展开始压制士族发展，国家管理的“血统论”逐渐消亡，自此，中国历史走上了与欧洲不同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