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郊区某法院的张法官照例到单位加班，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每周都要上六天班，几乎全年如此”。不过，更让张法官焦虑的是，他身边的一些同事相继离开了法院，辞去了法官的职务。看着“战友们”匆匆离去，张法官也有点“军心动摇”。尽管法官这个稳定的工作依然被很多人羡慕，而且很多朋友都劝导他应该知足，但他还是说：“想离开的念头越发强烈了”。

1998年，张法官通过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后，来到法院工作。起初，做书记员，他说压力并不是特别大。但从2008年开始做法官后，一系列的事情让他倍感这个职业的压力，让他有了些“别的想法”，特别是近两三年，他觉得有些审判之外的事已经让他不能单纯地、更好地办案了。与此同时，他也被判决生效后当事人的“不理解”搞得非常身心疲惫。“我已经尽力去平复(当事人)了，但有时的确是‘闹诉’。我的职责是依据法律给予判决，但我很难治愈他们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可当事人并不理解这些。”张法官对中国日报记者说。

另外，法院系统晋升缓慢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我学习法律、当法官多年，但提拔和待遇很多时候并不都是靠专业水平认定，而是行政级别，这让我很无奈。”他说。目前，在中国若想成为一名法官，选拔考试可以说相当严格，不但需要司法考试资格，还要报考公务员。虽然工作稳定，社会地位良好，但工资和晋升会相对缓慢。张法官告诉记者，他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也就5000元左右，这样的数字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想买房、买车，可以说比登天还难。

其实，和张法官有类似想法的法院工作人员并不在少数，甚至有些已经离开这个令人羡慕的岗位，继续深造或者开启了新生活。这样的人才流动、流失也给法院系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根据《人民法院报》报道，仅2012年，北京某基层法院就有近10余名法官离职。离职的队伍中不乏骨干法官，他们具有法律或法学硕士学位，都是审判一线的精英，年纪都在35岁左右，正值法官职业生涯的“黄金期”。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人士也肯定了这个说法，承认当下中国确实存在“法官断层”现象，法官的离职的现象确实不容小视。

北京之外，河南法院也有类似情况。2008年以来，河南法院已经有56名法官辞职，他们认为法官工作压力大、风险高、行政职级难解决，晋升空间小。在这些离职人员中，40岁以下的有50人，其中24人是青年法官。换句话说，法官离职已经有了年轻化的趋势。

张法官告诉记者，除了以上这些压力，案件数量多也是法官离开的原因。以张法官为例，他平均一年要审理超过250件案子，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上升。“案件的数量虽然没有上限，但并非越多越好。法官的判决应该胜在质量，不是数量。”他坚定地说。但他承认有关法官的一些考核有时会参考办案数量，所以同事之间也难免对这些数字进行比较。在去年河南“两会”上，省高院院长张立勇说，全省850名法官年均结案在200件以上，最多达到613件，许多法官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

“案件多，工作时间办不完就要加班。”张法官说。“我对家里十分愧疚。我每天都在争取时间写判决书，因为案件量大，几乎上下午都要开庭。”基于此，张法官说“离职”的念头一直在他脑海里徘徊。但他也承认自己依然对审判工作有热情，不知道自己离开后的方向在哪里，所以最近在观望。

与张法官不同，原内蒙古赤峰中院的法官胡忠义已经在北京展开了自己的新生活。2002年，胡忠义到北京读书，2005年决心做一名律师。于是他放弃了在法院的工作。“法院待遇不好，而且不能完全施展我的才华。我总觉得我有更多的能量，可以做更多的案子，所以我想来北京，做一名律师。”胡忠义告诉记者。他目前就职于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从事商事案件工作。

胡律师向记者感慨：“律师一年的收入高于我在法院10年的工资。以前在法院，可能每个月也就拿几千块钱，但是现在不同，接一个案子收入还是可观的。而且在法院工作的时候，很难靠当时的收入养活自己。”他并不否认自己当初离开法院是因为想挣钱，尤其当他在北京读书之后，这种“留下来、做律师”的想法就更加强烈了。除了经济原因，胡律师也说法院有时不能完全施展他在法律方面的才华，地方上、尤其是小地方的法院，案件数量也不是很大，这回影响他的发挥。

鉴于法官离职的现象，一些法院也开始尝试改革，努力留住人才。深圳福田法院实施的“审判长负责制”就备受关注。福田法院公开选任35名审判长，每位审判长代领一个团队。审判长拥有案件的分配权、决定权、签发权以及安排团队成员的工作、考核等。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透露，河南省法院也有望推行这种制度，坚持“法律至上”。

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院开放日当天也对外宣布，高法正在制定2014年的工作计划，包括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到的一些司法改革要点，比如如何消除法院行政化等问题，已经提上了改革日程，工作进展和细节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的杨伟东教授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中表示，他期待着最高法的改革，希望能对中国的法院管理上有所突破。

杨教授告诉记者，其实国外的基层法官工作量也不小，比如在美国加州，一名当地的法官一年甚至也要有400多件案件需要处理。“但是在美国，有些案件会处理得非常简单快捷，不会占用法官更多的时间。比如我在加州听过一次庭审：一个搬家公司在搬运中遗失了一位主人的字画，法官很快地了解了来龙去脉和争议焦点，让主人回去查找可以证明字画价值的票据。庭审不到40分钟就结束了。如此一来，这些外国法官一天可以审理10几个案件，但这在国内很难想象。我们的法院在有些形式上的问题上耗时太多。”他说。另外，杨伟东教授说国外的资深法官周围会活跃着很多助理，这些助理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法官的工作，形成了团队配合。“他们不但减轻了法官的压力，还可以从中积累经验，提升工作效率，可谓一举多得。”(记者 曹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