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优选择何在
在目前汇率政策既定的前提下，开放资本项目——港股直投、QDII基金等——是一个寻找“次优”选择的努力，但争议犹存
在经济学课堂上，当需要解释货币或流动性概念时，教者往往以水为喻。“水无常形”，“避高而趋下”，正与流动性在经济中弥散且趋向“价值洼地”的性质相若。
而自古以来，治水之法总有堵有疏。把流动性大潮挡在堤坝之外，或将其“冻结”，例如提高准备金率、控制信贷总量等做法可算作“堵”，但效果显然难称圆满。很自然地，人们把目光转向了疏通之法。
事实上，新渠道的开辟已经开始，前述中投公司即是一例。中投公司资本规模高达2000亿美元，且通过特别国债置换外汇储备得到。
高盛董事总经理胡祖六称，像中投公司这样的主权财富基金，与外汇储备相比，其变化通常不具有货币效应，一般与一国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没有必然、直接联系，可致力于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目标。
不过，中投公司并非一帆风顺。在其挂牌前即已进行的第一笔投资——入股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百仕通集团（Blackstone），因股价下跌、账面浮亏而面临重重争议。
上周，百仕通宣布以6亿美元入股中国蓝星集团，此举进一步引发争议。不少分析者早已提出，仅从宏观角度看，主权财富基金应避免投资于国内资产，因为这会导致“二次结汇”，更推高国内资产价格，至少部分偏离了其设立初衷。
在居民和企业层面疏通流动性的例子，是2006年推出的QDII（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政策。只是QDII投资品种一度局限于债券、结构性产品等，且审批缓慢，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
8月2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被业内称为“港股直通车”的《开展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试点方案》，境内个人通过天津滨海新区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可以无限制换汇投资香港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交易的证券品种。
“‘港股直通车’使中国不可回头地迈出了放开资本管制的一大步。”瑞士信贷中国研究主管陈昌华评价道。
摩根大通证券（亚太）有限公司中国市场主席李晶则预计，2008年内地居民通过港股直通车、QDII等方式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总额将达到900亿美元。
政策发布后，市场反应一波三折。先是港股应声而起，一周内上涨40％；紧接着传来政策面的微调，决策层表达了对相关风险控制的关注，进而有媒体将之放大为政策“暂缓”甚至“暂停”。
英国经济学人集团北京首席代表许思涛认为，果断开放资本项目对缓解流动性过剩的作用自不待言；如不做此选择，则没有真正的供需市场，人民币在多大程度上被低估，将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换言之，开放资本项目，可以起到“寻找均衡”的试错作用。
中国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既定目标当不会动摇。考虑到前述种种宏观经济环境条件，现在也的确到了资本账户开放迈出步伐的有利时机，但对于通过“港股直通车”等形式开放资本项目，也不乏质疑之声。陈昌华即认为，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尚不健全，汇率浮动十分有限。“这种情况跟亚洲金融风暴前很多亚洲国家的状况有点类似——资本管制已大部分开放，但货币汇率还紧盯美元。”
美洲银行大中华区经济与策略主管汪涛也认为，资本项目进一步的开放需要谨慎设计。“一旦国内的资本回报率低于国外，或者国内投资者对国内金融体系信心不足，国内资金将大量外涌。”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IMF等金融机构对于新兴市场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更为谨慎，认为提高汇率灵活性应在资本项目大幅开放之前，即所谓“马必须放在马车前”。
余永定更直言，资本项目开放不应该作为减轻压力的手段使用。
在目前汇率政策既定的前提下，开放资本项目显然属于货币当局实现短期政策目标“次优”解。然而，这一“次优”选择亦不乏争议。
远虑与近忧
“事先抑制泡沫膨胀才有可能防患于未然，将损失降至最低”
中国经济的这许多难题，虽然难解，但毕竟是属于高速发展中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幸福”的烦恼。不过，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并不只是存在向上的风险，亦存在向下的风险。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中国经济会不会发生逆转？
美国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外需源头。今年七八月以来的美国次级房贷风波，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警示和镜鉴，也引发了对美国经济下滑影响中国经济的担忧。
高盛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对此非常乐观。她说，“有确凿的理由可以证明，中国经济将与美国经济的走势脱钩（decoupling）。”
梁红认为，2006年中以来，美国经济增速即呈现下降趋势，而中国经济自那时起就已逐渐与美国经济脱钩。200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上升至过去十年的最高水平，美国经济同比增幅则从2006年上半年的3％以上放缓至不足2％。此外，两国的利率走势相左，汇率变化相反，也都证明了脱钩的存在。
但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则认为，中美经济并未真正脱钩，之所以会出现表面上的中美经济脱钩，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经济内部的“消费－投资脱钩”，即私人投资下降，消费却保持稳定增长。如果次贷危机导致美国消费出现大幅下滑，中国经济将难以与美国脱钩。
不过，两人都表示，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出现大幅下滑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中国可以凭借有力的政策举措缓解外需大幅减速的不利影响。
梁红称，若美国经济持续疲软，中国可采用扩张性财政等刺激性政策；若情况不那么严重，“人民币升值仍是最好的政策调整措施。”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则把目光集中于美国房价下跌上。他认为，美国房价未来几年可能有更大幅度的调整，将对美国实体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包括抑制消费和投资、提高失业率、使美元贬值等。这将最终影响到中国出口，使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得到一定抑制，但企业利润增速可能明显下滑，资本市场出现大幅调整。
对此，“事先抑制泡沫膨胀才有可能防患于未然，将损失降至最低。”（来源：《财经》 编辑：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