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计划年内全面实施注射死刑，从开始的局部试点到目前的逐步推广，注射死刑取代枪决，子弹到针管的距离究竟有多远？注射死刑是少数贪官的特权还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从注射器材到执行人员，再到注射执行室，配套设备和培训能否跟上执行需要？人性的一针又如何体现人道？《新闻1+1》为您解析。

演播室主持人(董倩)：

欢迎收看《新闻1+1》。

是选择注射还是选择枪决，当最高人民法院在注射死刑的试点询问死刑犯的时候，所有的死刑犯选择的都是注射死刑。我们今天关注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阅读到了这样一条新闻，那就是到今年年底，北京有望全面实施注射死刑，岩松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做何感想？

白岩松(新闻观察员)：

北京不是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当中第一个要实行注射死刑的，但是却再度让这个话题走进我们的视线。其实从五马分尸到绞刑，到枪决，再到注射死刑，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但是在中国，由于枪决和注射死刑并行已经12年了，我们今天借北京要年底实行注射死刑这样一个机会，是不是也在呼吁，即使面对死刑犯的死刑也应该有公平。

主持人：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北京的这条消息，以及注射死刑在我国走过的这12年的历程。

(播放短片)

解说：

北京年底全面实施注射死刑。今天来自全国刑事审判座谈会上的一条决定，将很多人的注意力再次吸引到注射死刑这个话题上来。

据了解，到今年年底，北京有望全面实施注射死刑。与此同时，设在北京第一看守所附近的死刑注射执行室，年内也将全面投入使用。然而这条在法律界和新闻界一致认为具有进步意义的举措，在民间得到的反响却不尽相同，在网上的一个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回答你赞成中国全面推进注射死刑吗？有近七成的人投了赞成票，然而在怎样执行注射死刑的问卷下面，有56%的人选择了，对于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还是应该执行枪决。这样一份调查结果，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矛盾心理。

事实上，这样的问题绝不只存在于问卷中，今年年初，湖北随州特大杀人案罪犯熊振林被警方抓获，随着他灭绝人性的行凶过程被不断披露，公众一次次被震惊和激怒。在15个小时的时间里连杀8人，其中还包括一个两岁半的孩子，熊振林的名字也被媒体冠以“恶魔杀人狂”的名称。

然而熊振林在被宣判死刑后，对我国的刑罚制度提出建议，说从和谐社会角度考虑，国家应废除死刑，对死刑执行方式则提出要求，要求用药物注射，因为用枪打很疼。此言一出，立即招来一片斥责嘲笑之声，有人发问到，当初杀人的时候，为何没想到那些受害者也会怕疼。更有人主张应当恢复“凌迟”、“斩首”等死刑执行方式，而这些代表普通人的心理，或许可以从侧面折射出注射死刑在我国推行的难度。如今我们再回头看看，注射死刑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2年历程。

1997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2条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式执行。这也为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确立了合法地位。

1997年3月28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国内首次采用药物注射的方法执行死刑。

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一次会议上要求，全国各地法院推广注射执行死刑。中国加速普及注射死刑，全面废止枪决条件已成熟。

目前，中国先后开始采用注射死刑的地方有昆明、长沙、成都、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重庆、杭州、沈阳、平顶山、焦作、武汉、黑龙江、乌鲁木齐等地。

这些年来，尽管各地法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注射死刑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没有得到普遍的应用，那么注射死刑的推广究竟难在哪里？这道考验智慧与情感的难题，未来将会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