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刚才我们说到，从1997年开始，两种死刑的执行方式是并行的，12年时间过去了，当我们今天看到北京市的这条新闻的时候，仍然觉得它有新闻价值，你觉得什么原因？

白岩松：

因为12年的期间，其实全国各地也都在进行探索，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实行了，其实早就开始实行了必须全部采用注射死刑的方式，甚至比北京要早六七年的时间，比如说上海在2002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以后不会再有枪声去执行死刑的过程，而是完全注射死刑，但是它并不平均。因此这一次当北京市决定年底要实行这种注射死刑的时候，对所有的死刑犯，它可能又是一个标志性的意义，接下来你会去期待，说北京的这种示范效应会不会变得很大，会不会让全国各地的都能尽快的在技术已经成熟，和人员迅速培养，已经给了12年这样过渡期的情况下，都实施注射死刑，因为即使面对死刑犯的死刑，他们也应该有一种公平在里头，不是说这一年，全国一共有多少执行死刑的，但是有一部分是相对来说痛苦比较少的注射死刑，而另一部分是痛苦相对多一点的枪决，其实这也是一种不公平，希望北京的这件事能缩短这个过程。

主持人：

我们退一万步讲，即便硬件条件都已经具备了，人们的这种接受能力，软件是不是具备，因为今天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到，做了这么一个民意调查，就是当问到你是不是赞成注射死刑的时候，有七成的人赞成，但是问他，你看我们不妨看一下，你认为应该怎样执行注射死刑的时候，超过56%，一半以上的人认为，罪大恶极的、民愤极大的，还是应该执行枪决，你觉得这代表了人民群众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白岩松：

其实第一个调查里头，说有接近70%的选择了应该是注射死刑，我觉得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当他呈现出一种理性姿态的时候，相对来说比例比较高。

但是第二个选题的时候，更多诱发的是人们感性的心态，因为这里本身有一句话叫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于是调动的是他内心感性的这种因素，所以比例一下从70%下降到50%几。我觉得长期以来是，我们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是感性的感受，既然他那么糟糕，民愤极大，那就应该罪加一等，恨不得枪毙两次、三次，就把他执行死刑时候的痛苦程度跟他的犯罪程度划上一个等号，其实这两者从今天的这个角度来看不应该划等号，为什么呢？因为对一个人极致的惩罚就是剥夺他的生命，而没有说在极致惩罚之后，再赋予一些惩罚的色彩，比如说让他痛苦，让他恐惧，让他一枪死不了等等，这样的话好像觉得更解恨，在个这背后好像有一种以暴制暴、以怨报怨这样一种长期的心理。其实当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剥夺生命就是最极致的惩罚的时候，一切就应该能想得明白。

主持人：

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到了熊振林，当熊振林他一下子杀害了8个人的时候，当我们站在受害人家属的角度去想，你当时杀人，你想出的是不择手段，但今天让你用这种，假如我们给他选择的是注射死刑的话，他可以平静的、有尊严地离去，从受害者家属的角度又怎么看待注射死刑呢？

白岩松：

其实这就是社会必须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找到一种结合点。当然我也听到有人在这样说，如果要说换一种说法，大家可能是不是会去想，如果有些文明程度发达不够的地方，也许这样的死刑犯，好了，就交给他们的家属，就交给受害人的家属，或者说是部落，或者说是村落去处理，那么结果可能就是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的，有时候在国外会出现的，可能是用石头把他打死，或者说其他的方式。但是你知道，社会必须要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找到一种结合点，并且逐步地靠向理性，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我们当然理解所有受害人家属那样的一种心情，其实枪毙一次可能都不解恨。但是再仔细一想，首先自己的亲属的生命已经失去了，而对他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失去生命，那么这一点法律已经给了你公正。

主持人：

我们再看一种质疑的方式，就觉得死刑是对犯罪人的最大的一种惩罚，它是一种最严酷的震慑，那么如果采用注射死刑这种方式，让死刑犯能够平静的，据说是没有痛苦地离去的话，那还会起到对社会上的不法行为、不良行为的这种震慑作用吗？

白岩松：

其实这一点已经悄悄地在改变，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因为在社会生活当中，它引起的负面的因素一点也都不小。其实当随着人们对人，对人性，对生命的进一步的了解之后，你会知道，没有什么比失去生命是更痛苦的事情。

好了，过去我们也曾经出现过，当执行枪决的这种方式的时候，恨不得要游街，要示众，要绑在后面。但是你在很多人的回忆和文字作品当中都能看到，我们即使作为一个非常健康的、正常的，然后只是偶尔成为这样行为的旁观者的时候，那样痛苦的记忆，甚至一辈子抹不去，因为它对你产生的不仅仅是一种震慑，还有很大的一种恐惧，其实这是给社会附加的一种刑罚，即使是给没有任何犯罪的人，都会变成一种惩罚。所以这种震慑和惩罚怎么去解决它，当社会逐渐在前进的时候，当要以人为本的时候，这种行为当然是要逐渐地靠近，就是说既然全社会对人的理解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这种增高，知道剥夺生命就是最高的一种处罚之后，这已经足够让大家要以法律为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