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李鸿章”

对于危机，阿里巴巴显然过于乐观了，甚至于他们一度认为又一个天赐良机被自己遇上了。上一次的成长经验，使得他们以为，每一次大环境的逆境就是跨越式发展的最佳时机。于是阿里巴巴做了大量今天看来更类似于行为艺术的商业炒作。结果是，尽管C2C业务量大量攀升，B2B交易量却开始下滑，以至于阿里巴巴的会员门槛费用一降再降，大量劣质客户开始出现，欺诈行为也就水道渠成。让马云震怒的是，阿里巴巴的管理层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却在试图掩盖。

在中国制造业环境恶化已成事实的今天，阿里巴巴这个模式链条终于面临它不能左右的局面，现在的马云，很像赤壁大战时的曹操，把所有的战船用铁链链在了一起。

而今天的互联网经济，早已跨越国界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交易载体。其规则的明晰以及操作的规范，与传统的商业规则无二。与此同时，这个领域的经济发展基本都由体制外的民营企业来完成，体制内鲜有成功。而当民营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时候，没有谁会去想政治的安全性。而企业的足够壮大，让这个瓶颈次第出现，并成为他们面临的一个艰难抉择。李彦宏也好，马化腾也好，马云也好，都开始触及了这个莫名其妙的人生的痛苦时刻。

马云有句名言，“当国家需要阿里巴巴的时候，我会毫不犹疑地捐出去”。这样的表态为阿里巴巴的发展赢得了安全空间，也赢得了更多的体制利益援助。但当央行欲对支付宝发放支付牌照、限制外资支付时，马云践行了他对国家的诺言，却激起了国际风波，对于爱惜羽毛的马云来说，指向他道德领域的批判，带给他的委屈可想而知。

专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马云朦胧地诉说了自己的苦衷，但至今为止，外界对此反应平平。尽管眼下雅虎与软银似乎对新的赔偿方案有所心动，但“支付宝风波”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国际上的声誉而言，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此时的马云，与当年李鸿章在国难当头时的处境有相似之处。满清末年，当慈禧太后下令向12国宣战时，李鸿章与张之洞拒不奉召，实施“东南互保”，为日后战败留下谈判的砝码。继而在《辛丑条约》签订时，李鸿章没有让奕签字，而是签下了自己的大名，为他留下了千古骂名……也因此，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甚高。

可以这么说，李鸿章和马云，都是标准的理想主义者，两人的现实处境大致相似，但人生境界却略有不同，一个本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努力做好大清最后的“裱糊匠”，一个雄心勃勃地要做一个102年的大企业。

来源：南都周刊 编辑：冯媛